朴银美被谁搞过？亲眼目睹亲生母亲被轮流强奸
朴银美刚刚在“朝鲜问题多党派会议”上发完言，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世界各国对朝鲜人道主义和安全问题注意的委员会，而且伦敦只是朴银美出席年轻世界都柏林世界青年领袖峰会的其中一站，出席的还有爱尔兰歌手鲍勃·吉尔道夫及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后还会在巴思举行的青年大会上演讲。
朴银美与母亲
在此期间，她还得不断接受媒体采访，与出版社商讨回忆录的出版事宜。
尽管口音很重，但我与朴银美交流起来还是非常顺畅，考虑到她从没接受过任何应对采访方面的训练，这一点看起来令人十分惊讶。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高调态度令我受益匪浅，甚至说我在炒作，但其实我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韩国政府不希望我说得太多，他们告诉我说‘你得闭嘴了，再这样下去我们也没法保护你了。’他们说的没错，朝鲜当局确实已经派人出来抓我了。”
朴银美
美女脱北者朴银美，有人认为她是依靠美貌进行炒作，然而她的残酷经历是真实的。
“因此，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或享受这种关注，毕竟这事真得很辛苦。”她继续说道。“但对我来说，每次采访和演讲又都是那么重要，因为它们随时可能成为我留在世上的最后声音。每天晚上我都会想：如果明天我就被他们杀掉，我又该给全世界传递出什么样的重要信息？”
我想起她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韩国生活的脱北者中，自杀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我想知道，是什么在支持着朴银美在绝望中挺了过来。
“我现在这样跟自杀也没有什么区别，”她回答地很快。
“但你还活着，他们已经死了。”我说。
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语速很快地回答我说：“我曾有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吃了很多安眠药；但幸运的是，我母亲及时发现并把我救了回来。你知道吗，这些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生命的宝贵，不管活下去有多难，也要坚持下去。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谁能想到我会来到伦敦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梦想成真了。”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朝鲜不可能发生转变；但正如朴银美对我说的，封锁着这个神秘国度的隐形大墙正在悄无声息地崩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外来书籍、电影和音乐的大量涌入。尽管朝鲜当局一直对此给予严厉打击，但似乎收效甚微“读完《动物庄园》之后，我感觉到了自由，”朴银美这样说道。“从这本书里，我可以看到所有朝鲜政权控制我们时使用的策略。”
在朝鲜边境上，盗版DVD、改装后可以收到“敌台节目”的收音机、以及存满韩国偶像肥皂剧的U盘，每天都被会拴在热气球上走私过来。“人们一直以为朝鲜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但这些东西慢慢让我们明白了自由的含义，”她说。
因此可以说，朴银美身上有一种十分难得的美德：尽管曾目睹过最严酷的暴行，但还是相信人性中的善良一面。在朝鲜的时候，朴银美的父亲是一个中层公务员，靠走私黄金、银和镍等贵金属赚外快。
在朝鲜，任何形式的交易都是严重的罪行，因此她父亲被捕后在狱中饱受折磨。2007年，家人通过贿赂帮助父亲逃出了监狱，之后举家离开朝鲜。
“我真的十分感激自己出生在朝鲜，”她这样对我说道。“如果不是在那里，我永远不会了解到别人的痛苦，无法理解恐惧和被强暴是什么感觉。”朴银美指的是当父亲被捕后，自己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人****的往事。
当时对方要霸占的是年仅13岁的朴银美，还威胁她们如果不从的话，就要向当局告发她们正准备叛逃的计划。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朴银美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朴银美对我介绍说：“如果被叛逃国的当局抓到，朝鲜难民就会被遣返回国。一旦回去就将面临酷刑折磨、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结局。”此外，如果女人在叛逃期间怀孕，就会被强制流产，因为孩子的血统“无法保证纯正”，这也是金家政权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
我们想像人一样离开
朴银美1993年出生在中朝边境城市惠山。“我自降生就被绑架了，在我知道自由和人权这些词之前。”她很庆幸自己逃离这个“无法形容的国家”，在那里，“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没有互联网，我们没有行动、歌唱、阅读、穿着打扮和思想的自由”。
“北韩是唯一一个会将私自打长途电话者处死的国家，”朴银美回忆说，而自己9岁时就目睹了朋友的母亲被当众执行死刑，其罪名是观看好莱坞电影。她接着说，对政权的批评会让一家三代被关进监狱，甚至被杀害。而她四岁时就从母亲那里知道，不可以讲悄悄话，因为政权的监视者们可能会“读懂你想什么”。
朴银美的父亲由于私下从事贸易，于2002年被判刑17年，在狱中屡遭酷刑毒打，三年后靠着贿赂获得自由。“我们想像人一样离开。”然而，一家人的逃亡之路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心灵创伤。
呼吁关注北韩危机
朴延美泪流满面地回忆，当她心怀恐惧穿越沙漠时，曾感到十分孤单，“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意我们，只有星星和我们在一起”。她感激自己有机会和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现在你们听了我的故事，而且也关心我，非常感谢”。
在中国吉林的悲惨境遇
2007年，一家人来到中国吉林。他们当时甚至做好准备，如果被遣返北韩就自杀。
朴延美说，在中国大陆的脱北者约有30万人。很多人贩子会绑架并贩卖他们，年轻的女孩也不例外。这些北韩人被视作动物，售价是200美元。
随后，靠着指南针和启明星的指引，她和母亲穿过大漠，踏上了蒙古的土地，最终到达韩国，在那里接受教育，并成为一位年轻的人权活动家。
她目睹了母亲为保护她而让自己遭受中国蛇头的轮流强奸，“我不会忘记他的脸，当时我才13岁”。随后，父亲不幸在中国离世。由于中国每年遣返大量脱北者，她不得不在凌晨3点将父亲安葬，“我甚至不敢哭”。
朴银美说，隐藏在中国大陆的脱北者约有30万人。
相比起朴银美，同样身为脱北者的申仁根的经历则更加充满苦难和血腥，倘若说朴银美的经历只是普通低层朝鲜人的真实生活，那么申仁根则深刻揭露了神秘国度朝鲜不为人知的黑暗一面——集中营！
韩政府估计约15.4万人被投入朝鲜劳改营，美国国务院掌握的数字则高达20万。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相当于洛杉矶市。第15和18号劳改营有再教育区，被关押人员在这接受补救教育，学习金正日和金日成的指示。其中一些人会被释放那些被认定为“不可救药者”服劳役至死。
他最初的记忆是一次执行死刑的场面。他与母亲一起走到一片麦地里，看守们将数千监犯集中到这里。这个男孩在大人的腿间穿行，挤到前面，他看到看守们把一个人捆绑在一根木头柱子上。
申仁根当时4岁，听不懂行刑前的讲话内容。在后来几年进行的几十次行刑过程中，他都会听到一个看守告诉众人，将被处死的犯人不珍惜通过艰苦的劳动“赎罪”的机会，辜负了朝鲜政府给予他们的宽大待遇。
看守们将鹅卵石塞进死刑犯的嘴里，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枪杀。
在关押朝鲜政治敌人的14号劳改营，禁止两人以上的聚集，但行刑时例外。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韩国政府估计，大约15.4万人被投入朝鲜的劳改营，而美国国务院掌握的数字则高达20万。规模最大的占地面积相当于洛杉矶市，长31英里，宽25英里。第15和18号劳改营有再教育区，被关押人员在这里接受补救教育，学习金正日和金日成的指示。其中一些人会被释放。其它的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那些被认定为“不可救药者”服劳役至死。
申所在的14号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它建于1959年，位于南平安道的价川，关押着大约1.5万人。这个劳改营长30英里，宽15英里，整个营地设在山谷里，两侧山岭陡峭，沿山谷而建的是一些农场、矿山和工厂。
申和他母亲居住的区域，是劳改营中条件最好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间，不过是直接睡在水泥地上，他们还与另外四家人共用一间厨房。每天供电两小时。没有床、椅子或桌子。也没有自来水。
如果申的母亲每天完成工作定额，她就能带回家一些食物。早晨4点钟，她会为自己和申准备早饭和午饭。每餐都一样：玉米粥、腌白菜和白菜汤。申总是吃不饱，母亲刚刚出门去工作，他就会把午饭也吃得精光。他还吃掉她那份。当她在正午干完活回家时，找不到吃的，就用铁锹暴打他。
她叫张慧静。她从未告诉过他自己的过去、家庭，以及她为何被关进劳改营，他也从没问过。她能有这个儿子，完全是看守们安排的结果。劳改营中存在一种“奖励”婚姻。看守们选择她与那个后来是申的父亲的男人作为彼此表现良好的奖品，结为夫妻。
单身男女按性别分别安置在不同宿舍。第14号劳改营的第8条这样规定：“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有性接触，一旦违犯，格杀勿论。”奖励婚姻是唯一不受禁欲条款约束的方式。看守们每年公布4次奖励婚姻。如果官方安排的配对一方认为对方太老、残暴或者丑陋而无法接受，看守们有时会取消这种婚姻。一旦被取消，涉及的男女任何一方以后均不再有结婚的机会。申的父亲申境燮曾对申说，他能娴熟地操作车床，作为报酬，张被许配给他。
结婚后，夫妻可以连续5晚同床共寝。然后，申的父亲每年只能有几次探亲的机会。他们的大儿子申希根生于1974年。申在8年后出生。兄弟两个几乎不相识。申4岁时，他哥哥就住宿舍去了。
看守告诉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犯下的“罪”而成为囚犯，但他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服从管教并告发自己的父母“洗清”自己生就的罪恶。
一天，申与母亲一起在地里插秧。她落在了后面，看守就强迫她跪在地上，双手高举，直到她不堪烈日的蒸烤而昏倒。申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便一言未发。
在夏日的夜晚，男孩子们会偷偷溜到附近的果园，摘未熟的梨吃。被抓到后，会遭到看守一顿暴打。不过，看守们倒是不在意申和他的朋友们去吃老鼠、青蛙、蛇和昆虫。吃老鼠是生存的保障。老鼠肉可以使他们免得糙皮病，这种病很普遍，原因是他们的食物中缺少蛋白质和烟酸。得了这种病的囚犯们会经受皮肤病变、腹泻和痴呆症的折磨。这往往带来死亡。申开始热衷于捉老鼠。到了晚上，他和同学们在小学校汇合，吃烧烤老鼠。
申的老师是个看守，身穿警服，屁股上挂着一把枪。1989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这些孩子搜身。结果，他在一个瘦小的女孩身上查获了5颗玉米粒，在申看来，那个小女孩像仙女那样美丽。老师命令这个女孩走到教室前面，然后让她跪下。他挥动着教棍，朝着她的头部不停地击打。申和他的同学们默默地看着，她头上鼓起了包，血流满面，然后倒在地板上。申和他的同学一起把她抬回了家。就在那天深夜，她死了。
申的学校边上是面山坡，上面有条标语：“服从一切禁令。”他背下了劳改营的10条禁令，至今仍能复述。14号劳改营第3条中的第3项规定：“任何偷窃或藏匿食物的人，立即处决。”申认为小女孩被惩罚是正当的。那个看守老师一直给他们上课。休息时，他允许学生们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每个周六，他有时还让孩子们花一个小时互相从头发中找虱子。申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小学生每周上6天课。中学生上7天，每月休息1天。冬天，所有学生（大约1千名）被调集去看守们住的村子清扫厕所。申和同学们赤手将冻成块儿的粪便打碎，扔到架子上，然后拖到外面做肥料。夏天，学生们在地里拔草，从早晨4点一直干到黄昏。
肥皂是一种奢侈品。申的裤子早已肮脏不堪，被污泥和汗水无数次浸透，变得硬邦邦的。天冷后，人们不能在河里洗澡或在雨中冲洗时，申、他母亲和那些同学们就像农场中的动物一样浑身散发着腥臊味。
在校期间，申有两个一起上学好伙伴，男生叫洪成超，女生叫文成心。申把洪成超当做自己的知心朋友。他们一起玩儿抓子游戏，两人的母亲在同一个农场干活。但他们从来没有去彼此的家中做客。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利害冲突毒害了相互间的信任。为了分到额外的食物，孩子们争相向看守举报邻家的吃喝穿戴和言谈方面的异样。
申9岁那年，遵照老师的要求，他和同学们一起去火车站捡煤渣。在去车站的路上，他们必须经过山坡上的看守生活区，看守们的孩子居高临下，大喊着： “反动派的狗崽子来了。” 随后就扔石头，劈头盖脸地砸他们。申和同学们尖叫着，四处躲避。一块儿石头打中了申的头，他倒在地上。他醒过来时，发现许多同学都在痛苦地呻吟，到处都是血。 文成心也被打昏了。
老师看到他们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时候，非常生气。“你们不去劳动，躺在这里干什么？”他喊叫着。学生们怯生生地问他，那些昏过去的同学怎么办。“背上他们走，”老师命令道。
申和同学们上中学后，几乎还是文盲。但他们已经过了在课堂学习的阶段。老师们变成了工头。中学不过是为矿区、农场和森林工作提供劳力的中转站。一天工作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做冗长的自我批评。夜里，25个男生睡在地板上。
1996年4月5日是周五，申的老师告诉他，因为表现好，奖励他回家与母亲一起吃晚饭。回到家后，他吃了一惊。在劳改营水泥厂工作的哥哥也回来了。看到小儿子回家，母亲并不显得高兴。她并没有说欢迎回家或者很想念他之类的话。 她用家里仅有的一口锅熬玉米粥，每天定量配给的玉米面仅有7百克。申喝过粥之后，就去睡觉了。
过了一段时间，厨房里的说话声吵醒了他。他透过卧室门偷看。他母亲在做米饭。对于申来说，这就像是打了他一记耳光。他每天都吃味同嚼蜡的稀粥。现在，他的哥哥居然能吃到米饭。申猜想一定是她偷来的，每次偷几粒，积少成多。申气愤至极。他侧耳偷听他们在说什么。原来申希根并没有放假。他是未经许可偷跑回家的。他母亲和哥哥正在讨论该怎么做。
逃跑。申听到哥哥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吓坏了。他没有听到母亲说也要一起逃跑。但她并没有说这样有什么不对，虽然她很清楚，假如他成功逃跑或者逃跑过程中被打死，她本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会被拷打，并很可能被处死。每个囚犯都知道14号劳改营的首条禁令中的第2项：“任何逃跑行为的目击者，如果不向当局报告将被立刻处死。”
他的心怦怦跳着。他很生气，母亲居然为了哥哥让他承担巨大风险。他同时对哥哥能吃到米饭而心生嫉恨。申在劳改营环境中获得的第二本能占了上风：他必须向看守举报。申跑回了学校。当时是凌晨1点钟。他告诉谁呢？在拥挤的宿舍里，申叫醒了他的朋友洪成超。洪告诉他，去找学校的夜班警卫。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申对警卫说，“但在说之前，我想要些东西作为回报。”申希望得到更多食物，并希望被任命为年级组长，这个职位可以确保他少干活，少挨打。警卫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让申和洪回去接着再睡一会儿。
到了早晨，一群穿制服的人来到学校。他被戴上手铐，蒙上面罩，汽车载着他，悄然驶向地下监狱。
“你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吗？”问他的军官并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想知道，申其实是个忠诚的告密者。“今天佛晓，你母亲和哥哥在逃跑时被抓住。你知道这件事吗？如果你想活着，就把知道的都交代出来。”
申后来才弄明白，那个夜班警卫自称发现了这个逃跑图谋。但在那天早晨，申懵懂无知。他只有13岁，茫然不知所措。最后，这个军官朝他推过来几张纸。“这样的话，你这个混蛋，按手印吧。”
这份文件是家庭犯罪记录。上面解释了他父亲一家被关押的罪名。他父亲不容宽恕的罪名是，他有两个兄弟在韩战期间逃往南方。申的罪名是，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申的牢房很小，几乎没法躺下。没有窗户，分不出昼夜。没有吃的，也不能睡觉。
大概是第3天早晨，狱警们走进申的牢房，一言不发，给他戴上脚镣，把一根绳子挂在屋顶的钩子上，然后将申头朝下悬起来，然后扬长而去。他们直到晚上才回来。第4天，穿着便衣的审讯人员来了。申被带离他的监舍，来到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屋顶上悬挂着锁链。墙上挂着锤子、斧头、钳子和棍子。他还看到桌上放着一种用来夹滚烫金属的夹钳。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真相，我会救你一命，”主审官说到。“不然的话，我会杀了你。明白吗？”
他的副手们扒光申的衣服，将他绑在架子上。他们做完后，他的身体呈现U形，脸和脚朝向天花板，裸露的后背冲着地面。主审官咆哮着审问他。他们把一个炭火盆拖到他身下，然后，夹钳伸向火中取燃烧着的木炭。令人无法忍受的痛楚袭来，身体烧焦的气味弥漫在四周，他拼命地挣扎。其中一个狱警抓着一个铁钩，刺着他的腹部，将他的身体按在炭火上方，直到他失去知觉。
申苏醒过来时，已被送回他的牢房，身上沾满了屎尿。后背满是燎泡，钻心地痛。脚踝周边的肉被撕扯掉了。烧伤处感染，他开始发烧，没有食欲。
申猜测过了大概10天，他被最后一次提审。审讯就在他的监舍进行，因为当时他太虚弱，无法站立。他头一次为自己辩解。“这件事是我举报的，”他说。“我表现很好。”审问他的那些人并不相信。他便恳求他们去向洪成超求证。
申高烧不退，情况越来越糟，后背上鼓胀的水泡里充满脓水。监舍里的气味难闻，狱警们不愿踏足。过了几天，申被转移到另外一间牢房。他被判缓刑。洪证实了他的说法。学校那个值夜班的警卫也永远消失了。
按照14号集中营的标准衡量，申的新狱友显得有些老，大约50岁。他拒绝说出自己为何入狱，但对申说他在这里已经很久了，真想看到外面的阳光。他皮肤惨白，瘦骨嶙峋，名叫金振明。他让申叫他“叔叔”。随后大约2个月，叔叔精心照顾申，用咸菜汤洗他的伤处消炎，按摩他的胳膊和腿，免得肌肉萎缩。“孩子，来日方长，”叔叔说。“人们都说，即使是老鼠洞，阳光也能照到。”
老人疗治和宽慰让这个孩子焕发了生机。他不再发烧，头脑清醒了，烧伤处逐渐凝结成痂。申感激不尽，又深感困惑。他从来就不信母亲会确保他不被饿死。在学校的时候，他不信任任何人，而且还告发每个人。但他得到的报答，却总是虐待和背叛。在牢房里，“叔叔”慢慢地改变了他的心境。
叔叔，给我讲个故事吧，” 申会说。老人就给他描述外面的食物什么样，味道如何，吃起来怎样。多亏了他生动而诱人的描述，烤肉、炖鸡和在海边吃美味的蛤蜊等等美食让申又有了强烈的食欲。申猜想他以前是个大人物，受过很好的教育。
一天，一名警卫打开了牢房的门，递给他那身校服。
“让我握一下你的手，”叔叔说。紧紧握住申的双手。申不想离开。他以前从未信任，或爱过任何人。在今后的岁月，他会常常想起这位老人，但很少想到他的父母。但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叔叔。
然而，申没被放出去，而是被带进了一间屋子。4月的时候，他在这里头一次被审讯。现在是11月。申已经14岁了。他已经半年多没见到阳光了。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父亲跪在那里，坐在桌后的是两个审讯人员。在他旁边跪下后，申看到他父亲的右腿不同寻常地甩到一边。显然，申境燮也遭受了酷刑。
在保密表格上签名后，父子两人被戴上手铐，蒙着面带上车走了。申猜想着他们可能会被释放，但过了半个小时，当车停下时，面罩被取下，他几乎被吓死了。他看到了聚集的人群。申现在能肯定的是他们父子会被处决。他大口呼吸着，对自己说，他很快就不能这样呼吸了。
“处决张慧静和申希根，她们是人民的叛徒，” 高级军官宣布。申看着他的父亲。他在无声地哭泣。当狱警把她拖到刑场时，申看到他母亲面部肿胀。他们强令她站在一个木箱上，塞住她的嘴，将手捆在身后并在脖子上套上绳套。她环顾人群，发现了申。他拒绝与她对视。狱警把木箱抽掉，她拼命挣扎着。在母亲挣扎的同时，申心想她罪有应得。
申的哥哥看上去很憔悴，狱警们把他绑在木柱上。三名狱警朝他连开三枪。他在想，哥哥同样罪有应得。
申被送回了学校，他的老师深感愤怒，因为他没有得到揭发逃狱阴谋而立功受奖的机会。他强迫申跪在地上，连续几个小时，不让他上厕所。同班同学抢夺他那份食物，对他连打带骂。申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再次从事重体力劳动又使他饥饿难耐。在食堂里，他用手蘸洒落在地板上的汤，然后把手指舔干净。他到处搜寻米粒、豆子或者残存在牛粪里未消化的玉米粒。
自从进过监狱后，申就意识到有些东西他可能再也吃不到或者看不到了。污秽不堪、臭气熏天和惨淡无望的劳改营生活摧毁了他的精神。他陷入无尽的孤独、悔恨和渴望之中。最重要的是，他恨透了父母。由于他母亲的过错，自己才遭受酷刑折磨和在学校受人欺侮。他恨父母的自私，在劳改营中还要生育，他们的后代注定要死于铁丝网里面。
在申的母亲和哥哥被处死后，申的父亲曾想宽慰他。“你还好吧？你哪里受伤了？”他父亲不断地问他。申满怀怨愤，置之不理。
在学校难得的几天假期里，他该去看望父亲。但两人见面后，申经常一言不发。他父亲试着道歉。“我知道你受的苦，都是我们的错，”他说。“你生在这样的家里，很不幸。可你能做什么呢？这都是命。”
到了1997年3月，大约出狱4个月之后，饥荒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老师和同学总是为难他，他根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充饥。结痂的伤处仍在流血。他越来越虚弱，经常完不成定额的工作量，由此招致更多的毒打、更少的食物配给和更多的流血。
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 一天早晨，经常折磨他的老师不见了。新来的老师有时私底下给他一些食物。他还减轻了他的工作量，停止了打骂。申的体重增加了一些。烧伤处也痊愈了。新老师的种种做法令申困惑不解，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但申确定的是，假如没有这个老师的帮助，他早就死了。
1998年，申与数千名囚犯在大同江上的一个水电站大坝工地干活。这里的劳动日夜不停，大部分挖掘和建坝的活都是用铲子、桶和双手进行。申曾目睹集中营中犯人死于饥饿、疾病、毒打和处决，但从来没经历过日常劳动中丧命的场面。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在1998年7月，大同江上突然山洪暴发，在大坝上干活的数百名工人和学生被洪水冲走。申马上被召去掩埋尸体。
第2年，中学生涯结束了。申已经16岁，该分配固定工作了。他的老师宣布每个人的去向，不加任何解释，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在哪里度过余下的一生。申所在班级中多半儿被分配到煤矿，那里经常死人，塌方、爆炸和瓦斯中毒是家常便饭。大部分矿工都会得黑肺病，至多能活到40多岁，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文成心被分配去纺织厂。洪成超去了煤矿。申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申被派到养猪场，在这里，他可以把玉米、洋白菜和其它蔬菜当零食吃，有时还能睡个午觉。在农场一直干到20岁，申相信自己找到了今生的归宿。但在2003年3月，他被转派到服装厂工作，那里有上千名女工缝制军服，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申的工作是维修她们用的脚踏式缝纫机。
2004年夏天，他在搬一台这种铸铁的缝纫机时，它掉到地上摔坏了，无法修复。由于缝纫机被认为比囚犯的生命还宝贵，工段长抓住申的右手，砍掉了中指上的两节。
虽然如此，到了10月份，厂长命令他辅导一个新来的重犯。申的任务是教朴永哲如何修理缝纫机，并成为他的朋友。申必须一字不差地汇报朴的言论，包括他自己的过去，参与的政治活动和家庭方面的情况。“朴必须供述自己的罪行，”厂长说。“他交代的还不够。”
朴谨慎听从申的管教，并对涉及自己过去的一些问题，敷衍了事，只字不提。沉默了大约4周之后，朴突然问了一个私人问题：“敢问，您家在哪里？”
“我家？” 申说。“我家就在这里。”
“舍下在平壤。”朴说。
朴很有教养，大约40多岁，但他表示谦卑的敬语令申感到厌烦和窘迫。
“我比你年轻，”申说。“请不要用敬语对我说话。”
“好吧，”朴回答道。
“顺便问一下，”申问他，“平壤在哪里？”
申这一问，让朴目瞪口呆。他只好解释说，平壤在这个劳改营的南方，距离大约50英里，是朝鲜的首都，那里住着国内权力很大的人。朴说他在那里长大，然后去东德和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负责管理一家跆拳道训练中心。他接着描述营区外的生活，包括钱、电视机、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等。他还告诉申世界是圆的。
朴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让申很难理解、相信或者关心。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美食，因此，他不断追问这方面的内容。朴就向他解释中国、香港、德国、英格兰和前苏联在鸡肉、猪肉和牛肉的烹制上存在的哪些做法。申完全沉醉于美食的想象中，他作出了也许是平生第一宗出自内心的决定。他选择了不去告发。
朴讲的故事让他上瘾，但当他一天夜里唱起歌时，申吓坏了，他怕工头会听见。
“快停下，”申着急地说。
申从来没唱过歌。他接触到音乐的唯一经历是在农场时，听到卡车上的高音喇叭放出的军队进行曲。对申来说，唱歌令人不自在，而且存在巨大的风险。
朴问他为什么听到一首歌就这么害怕，却愿意听那些具有煽动性的说法，比如金正日是个窃贼，朝鲜肮脏不堪。
2004年12月，申开始想着逃跑。朴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尊严以及讲的那些故事，唤起了申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他突然明白了自己身处何地，失去了什么。14号劳改营不再是家园；它是个囚笼。他现在有了一个走南闯北的人帮助他逃离。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并且有些疯狂地乐观。申负责想办法闯过电网。朴负责带路逃往中国，然后在朴的叔叔帮助下转去韩国。在提出两人一起逃离的想法之前的那几天，申心烦意乱，寝食不安。也许朴会去告密，自己也会像母亲和哥哥那样被枪毙。即使朴表示赞成后，申仍然疑虑重重：他能出卖自己的母亲；朴为何不能出卖自己？
但无法抑制的兴奋战胜了恐惧。生平第一次，他有了盼望实现的目标。每天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便不停地悄声细语，谈论着在中国正等待他们的饕餮大餐。他们决心已定，如果被发现，朴可以用跆拳道把那些看守除掉。
申从狱友那里偷来一些衣服，然后静待时机。机会来了。过年时，厂里难得放两天假。申在12月底得知，他们这个维修小组将在1月2日去铁丝网附近的山上剪树枝并收集木柴。
申最后一次去看望他的父亲。两人的关系一向疏远，而且越来越冷淡。他们在沉闷的气氛中一起吃了年夜饭。申对逃亡计划只字未提，也没有特别的告别举动。申不由得想到一旦狱警们得知他已逃跑，就会找到他父亲，然后把他关进地下监狱。
第二天清晨，申、朴以及其他25名囚犯出发去山上干活。他们几乎到了接近山顶的位置，大约海拔1200英尺。太阳照在厚厚的雪上，很耀眼。警戒塔在铁丝网北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看守们端着自动步枪在内侧巡逻。申注意到巡逻的间隔很长。
申和朴决定等到天黑再行动，那时狱警们会很难追踪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在4点时，他们开始一边剪着树枝，一边悄悄向铁丝网那边靠近。申发现他们面对的是10英尺高的高压电网。
“我不知道行不行，”朴悄声说。“我们能不能另选时间？”
申怕还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有另一次机会。“咱们跑吧！”他大喊着，抓住朴的手。他滑倒了，朴先跑到了电网边上。他曲身试图钻过最下边两根铁丝之间的空隙。申看到闪烁的电火花，同时闻到一股肉烧焦的味道。在他站起来之前，朴就一动不动了。他的身体压在下面那根铁丝上，撑大了电网间的空隙。此时已不容一丝犹豫，申快速跑过去，爬过朋友的躯体。在他即将全身通过电网时，他的双腿从朴的躯体滑了下去，碰到了高压线。
他爬过去之后，朝着山下狂奔。大约跑了两个小时。他没听到警报声，没有枪声，和喊叫声。他喘息稍定，便注意到裤腿外黏糊糊的。他卷起裤腿，看到了血，这才知道自己被严重烧伤。天很冷，远低于华氏10度（相当于摄氏零下12.2度），而且他没穿外套。
在电网上被电死的朴，没告诉他该怎么走才能到达中国。
申看到一间农舍。他破门而入，发现屋内一件军装。他换了衣服，于是，他不再是逃犯，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朝鲜人。
在申爬过电网，逃进雪地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出生在朝鲜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中的人成功逃离。从目前能确定的事实看，他仍然是唯一成功脱逃的人。
他现年23岁，不认识任何人。逃亡期间，他在猪圈里、稻草堆上和货运火车上过夜。吃着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他偷东西并在黑市上交易。有人帮过他，盘剥过他，并且出卖过他。他双腿疼痛，饥寒交迫，但内心振奋。他感觉自己就是个落入地球的外星人。
2005年1月下旬，他走了一整天——大约18英里——沿着图们江寻找能让他进入中国的河段。他假称自己是当兵的，用饼干和香烟贿赂边境上的岗哨让他通过。“我在这里都快饿死了，”他听到最后一个士兵说。看上去他大约16岁。“你有什么吃的吗？”申给了他粉肠、香烟和一小袋糖果。
这段河水比较浅，结着冰，大概有100码宽。他开始在冰上走。半途中，冰层破裂，冰冷的河水浸湿了鞋。然后，他匍匐着进入中国境内。
他在韩国生活了两年。作为一家美国人权组织“自由朝鲜”（LiNK）的代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生活了4年。
他现在的名字是申东赫。目前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但在他身体上，印刻的是他在劳改营的苦难中成长的过程，朝鲜政府一再否认存在这类劳改营。由于缺乏营养，他长得矮小、瘦削——仅有5英尺6英寸高，体重120磅。他的胳膊因为童年高强度的劳动而弯曲。他的腰部和臀部满布伤疤。他的踝骨因戴脚镣而变形。他右手上的中指没了。他的胫骨在穿过铁丝网时被烧残，但却未能阻止他逃离14号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