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教授张祺忠杀妻案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www.tl6.net
2018年的香港，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杀妻案，很多读者可能依旧记忆犹新。
港大教授张祺忠，用电线勒死了自己的妻子陈慧文，并藏尸11天之久。
然而和大部分“俗套”的杀妻案不同，这起案子里没有第三者、没有婚外情，甚至连金钱方面的动机也不太明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备受敬爱的“好好先生”，对结婚30载的妻子痛下杀手呢？
案件背景张祺忠生于1964年，案发时54岁，时任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张祺忠出生于香港一个平民家庭，中学就读于历史悠久的名校圣保罗书院，继而到英国顶尖学府伯明翰大学留学，本科毕业后，张祺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到威尔士大学（加的夫）继续深造。
几年后，张祺忠携家回到故里，被香港大学聘任，成为香港最高学府的知识精英——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子弟靠读书出人头地的故事。
（年轻时的张祺忠）1987年，还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张祺忠，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陈慧文（Tina）。
陈慧文比张祺忠小一岁，自称大专学历，还有一个妹妹陈慧贤和一个弟弟，陈家此时已在英国定居。
在张祺忠的回忆里，初遇时的陈慧文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张家也对女方优渥的家境颇为满意，一年之后，两人在英国结婚。
1990年，张祺忠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知名的邓禄普公司（英国老牌橡胶制造商，后被美国固特异合并）担任技术服务工程师。
也是这一年，两人的长女张思慧（Nancy）出生。
1991年，张祺忠带着妻女返回香港，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一年后，于1992年被香港大学工程学院聘为副教授，儿子张思博（Scot）也在此期间出生。
直到案发之时，张祺忠一直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任教。
同时还担任港大校委会委员兼工程学院助理院长，还是港大学舍伟伦堂（WeiLunHall）的舍监。
（伟伦堂）按照英国教育传统，学生宿舍中会配置舍监，负责监督和照顾住在宿舍内的学生，舍监一般由校内教授兼任，通常自己也住在宿舍内。
张祺忠也是如此，案发之时，张家一家四口就住在伟伦堂。
张祺忠一对儿女此时已经成年，两人似乎也遗传了父亲的学霸气质，学业相当优秀。
长女张思慧（案发时28岁）在英国学习法律，回港后在廉政公署任职，次子张思博（26岁）在港大读医科，毕业后任政府牙医（政府设立的牙医诊所，主要服务于公务员及其家属）。
张祺忠夫妇名下还有五处房产，大部分在港大周边，由陈慧文1994-2012年间相继购入，按案发时市价估价，总价高达6800万港币。
（星号标注为张家五处房产和伟伦堂）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也许会有点不解：张祺忠夫妇坐拥五处房产，为何还要一家四口生活在学校宿舍里？首先，张祺忠一家住的并非是普通的学生宿舍，而是伟伦堂的整个顶楼，顶楼的面积有185㎡，不仅能看见维多利亚港的海景，还由张祺忠一家人独享。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样的居所是名副其实的豪宅。
这样的豪宅不仅可以免费居住，每月还会有现金津贴（舍监制度其实算是大学对本校教员的隐形福利），所以自从10多年前成为舍监以来，张祺忠一家一直住在伟伦堂。
至于张祺忠的子女，虽然他们收入和待遇都很不错，但想要搬出去舒适地独居，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根据《南华早报》2017年的调查，半数以上的香港成年人曾和父母同住，（这个调查样本里还包括一个人在港的外来人士，所以在香港土著和二代移民里，这个比例无疑会更高），在香港这个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的城市里，像张祺忠一家这样的居住安排，算得上少有的滋润。
（2017年的香港平均房租，注意单价是以平方英尺为单位，100ft²只有9㎡左右/SouthChinaMorningPost）陈慧文热衷于研究财经新闻与股市走势，对投资做足了功课，买下的部分房产也的确升值了不少，令她引以为傲。
这些物业都是张祺忠夫妇以“长命契”形式共同持有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方离世，那另一方会获得全部产权。
这对夫妻财政透明，张祺忠会上报自己的全部收入，公积金结余和各家银行的贷款月供也都制成表格贴在家中。
接连购入的房产也让张家背负了不小的还贷压力，案发之时，张祺忠需要每月缴纳13万房贷，每月还需要偿还不同银行的贷款（包括2011年50万和2016年从两家银行借贷的76万和40万元，一共166万）。
所以虽然有着丰厚的薪水（10万/月），还能从四处物业每月获得10万租金，张祺忠案发后也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手上的流动现金并不多。
不过作为家中收入来源和能提供担保的一方，张祺忠仍旧是“出资人”，看似手握财政大权的陈慧文，则更近似于一个“投资顾问”。
张祺忠自己也表示，家中重大的财政决策（比如买房），也都是夫妻两人共同决定的。
这对夫妻的日常生活十分节俭，张祺忠几乎从不去高级餐厅，通常都是去快餐店吃最便宜的套餐，夏天也很少开空调。
陈慧文只在折扣时段时段才去茶楼吃茶，和家人外出用膳时一律AA制（陈慧文自己有炒股收入），度假旅行时也会选择最便宜的机票和酒店。
也许为了补贴家用，陈慧文还曾在育儿陪月（类似月嫂）网站刊登广告，因为自认为将一对儿女培养得十分出色，她对自己的“育儿经”颇有信心。
（陈慧文在育儿陪月网站刊登的广告）
案发当日大约在2018年7月末，陈慧文的妹妹陈慧贤，带着女儿从英国来港探亲，案发当晚，她就住在姐姐姐夫家客厅的沙发上（陈慧贤和女儿另有住处，但偶尔会一个人在这里留宿）。
对妹妹的到来，陈慧文十分高兴，经常让她陪自己去办理各种事宜。
2018年8月16日，两人到星展银行旺角分行，打算在新开户的账户里存入400万（当时银行有优惠活动，存入400万可以获得现金回馈）。
陈慧文又问，自己还有一笔100-200万的款项，能不能获得更多回馈？客户经理建议她介绍他人开户。
陈慧文于是决定以张祺忠的名义开户，并致电丈夫，让他签下银行人员给他的全部文件（陈慧文没有在电话中详细说明，只是急促地告诉张祺忠“签着先”）。
（张祺忠）这位客户经理于是和同事到港大找到张祺忠签合同，张祺忠却表示不知道开户的事。
这位客户经理于是又详细介绍了一番，张祺忠则表示“未能消化介绍的优惠”，要求“择日再谈”，并送客户经理等人离开。
不久之后，这位经理又收到陈慧文的短讯，表示不打算在他这里存款了（相当于他白跑了一趟又没拿到那400万的存款业绩）。
接着，陈慧文和妹妹前往花旗银行铜锣湾分行，打算在那里开户（具体为什么换了银行不太清楚）。
接待她们的职员回忆，陈慧文似乎很有钱，提供的住址证明也在富人区，陈慧文取出一张400万元的支票，称这是丈夫提供的资金，让她投资物业。
不过尴尬的是，这张支票却弹票了（也就是说这张支票是空头支票，张祺忠的关联的支票户口里取不出这么多钱），接下来发生的事，控辩双方的说法不一。
控方的说法是：陈慧文当时就致电丈夫，说自己使用了支票，并让张祺忠在支票户口里存钱，陈慧文还让为她办理业务的职员直接与张祺忠通过话。
控方认为，当天晚上，张祺忠和陈慧文因弹票这件事发生了争吵。
辩方（张祺忠）的说法是：自己在几天后才知道妻子用了那张支票，妻子与自己通话时也没有说使用了支票，银行职员则只说陈慧文用了一张支票（没说哪张），并否认和妻子当天晚间讨论过支票的事。
而张祺忠之后也没有补存跳票的400万。
（张祺忠）当天晚上，张祺忠先是和申请入住伟伦堂的新生见面，回到住处时，正目睹妻子与女儿在激烈地争吵。
之前说过，为了抵偿房贷，张家将名下的物业租了出去，一位租户要求更换马桶盖，陈慧文便私自决定将儿子张思博卫生间的马桶盖和租户的马桶盖调换，并安排丈夫张祺忠完成此事。
等到张思博下班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马桶，被换成了别人用过的马桶盖，于是勃然大怒。
据张思博说，他之所以这样生气，是因为母亲之前就有一次这样的行为（没经过自己允许就让自己用租客的旧马桶盖），自己当时就曾抗议过，结果这次母亲又故技重施，因此异常恼火。
和母亲吵了一架后，张思博就跑到母亲和姐姐共用的那间卫生间，用胶带封住了里面的马桶，并在上面挤满了巧克力酱。
张思博进行完这一“报复行动”后，大女儿张思慧回到了家，发现自己卫生间的马桶被弄得很脏，于是也大为不悦。
然而，她或许认为罪魁祸首是母亲，所以要求母亲陈慧文去打扫厕所。
陈慧文则认为这件事不是自己的责任，对此不予理睬，直接回了自己（和丈夫）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张思慧于是拿起晾衣架大声撞门，陈慧文打开房门后，张思慧便将清洁用品扔进房内，硬拉着母亲去清理厕所。
母女因此大吵一架，张思慧愤而离家（22:30前后），到一位朋友家借住。
这期间张祺忠一言未发，张思博则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露面。
据张祺忠后来供诉，张思慧离家后，张祺忠和陈慧文回到自己的卧室，各自坐在床边看电脑和手机。
入睡前，张祺忠照例为妻子送上一杯橙汁，这算是张祺忠的“爱妻仪式”，但陈慧文喝过后，却声称橙汁变味，要他去超市退货。
张祺忠很生气（很多资料里用了“大怒”这个词），解释说是女儿见家中橙汁喝光，买了另一个牌子，陈慧文立即又给女儿发了一条语音，质问她在哪里买的橙汁。
张祺忠指责妻子，称她刚刚“把女儿赶走”，是不是想把女儿骂到以后都不回家？陈慧文则指责张祺忠方才不制止女儿，没有履行为人父亲的职责。
张祺忠反驳说，都是因为妻子未清理厕所，这才引发了争吵，陈慧文则称厕所弄脏和自己无关，扬言要离家出走。
接下来争吵就开始升级，陈慧文说如果不是自己的投资，张祺忠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物业，张祺忠也反唇相讥，指出到银行贷款要靠自己的工资证明。
陈慧文于是冲他叫骂：“打工很厉害么，指望你......指望你乞讨都可以了”，并一脚将丈夫踢下了床。
（张祺忠和陈慧文的卧室）张祺忠气恼地伸手从床底取拖鞋，准备离开房间，却摸到了一根电线，看着仍在叫嚣的妻子，张祺忠心中突然生出“叫你这么多话”的念头，从背后用电线一下子勒住了妻子的脖子。
当然，以上只是张祺忠单方的证词，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
不过，从案发前的种种事件来看，我觉得张对两人争吵内容的描述，大抵上是属实的（至少是前半程）。
张祺忠称，勒住妻子脖颈时，自己大脑中一片空白，当他恢复记忆时，妻子已不省人事。
发现自己“整死咗人”（杀了人），张祺忠觉得“很惭愧”又“非常害怕”，但因为“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便将妻子的尸体藏进一个蓝色行李箱，放在儿子张思博房间门口。
而其实，因为张祺忠和陈慧文的激烈争吵，陈慧贤有些担心，便悄悄来到姐姐姐夫的房门外。
她正向要开口询问，却从缝隙里看到姐姐和姐夫躺在床上，姐夫张祺忠正用身体从背后压住姐姐（17日00:30左右）。
陈慧贤以为两人正在亲热，赶忙离开了，她回忆说，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哇，他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那么恩爱。
”陈慧贤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正是张祺忠杀妻的瞬间。
将行李箱放在儿子房间门口后，张祺忠又回到了自己房间，并更换了床单，躺在刚刚杀了妻子的床上半睡半醒，直到17日清晨。
而虽然从16日晚间到凌晨，家中一直争吵动静不断，张思博却一直没有现身，他对此的解释是，自己在玩游戏，什么也听不见。
（案发当日时间线-没药花园制作）
东窗事发17日早上，陈慧贤一觉醒来不见姐姐，便向姐夫询问。
张祺忠谎称陈慧文已经出门旅行了，并说妻子经常独自一人“说走就走”（2016年和2017年，陈慧文曾独自前往英国和云南，没有提前告知家人），向妻妹保证不必担心，之后照常送儿子上班。
而无论对母亲的去向，还是门口的旅行箱，张思博都没有过问，他对此的解释是，母亲之前也曾一人离家出游，他对此“习以为常”。
送儿子上班后，张祺忠回到了家，此时家中空无一人，他于是趁机会将妻子的尸体，转移到另一个绿色行李箱里，放在电梯间旁的露台上，接着他扔掉了妻子的鞋子和护照等物，制造出她旅行的假象。
考虑到天气炎热，尸体会迅速腐烂发臭，张祺忠第二天又从木材店买了八块木板，自制成一只木箱，将行李箱放在木箱内，再用螺丝钉死木箱四角，并用玻璃胶封边。
之后几天里，张祺忠照常游泳和遛狗，还去出席中学同学聚会，并向陈慧文的WhatsApp发送“Hello”等消息作掩饰。
虽然张祺忠试图说服陈慧贤，陈慧文只是出去旅行放松心情，但陈慧贤因为几日联系不到姐姐，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力主报警。
张祺忠便坚持由自己处理此事，他先将露台上的木箱搬到伟伦堂顶层的大堂，又帮着女儿在校舍附近张贴若干“寻人启事”，才于20日晚到警局报警。
（陈慧文的“寻人启事”）报警第二天，警察来到伟伦堂，调查17日早上的监控录像（因为张祺忠对警方称，妻子是17日早上离家的），张祺忠便将电梯口处一位身形相似的女性，指认为自己的妻子（张思博也指认了这个人），试图以此来敷衍警方。
不过张祺忠也知道，警方不会就这样罢休，调看监控之后，他们必定还会在伟伦堂内细细搜查，自己必须处理掉尸体。
8月22日，警方再次来伟伦堂进行调查，正看到张祺忠用板车推着一只木箱前往停车场。
木箱上覆盖着蓝色的防尘布，上面还放着炉具和微波炉。
警员们上前打招呼，询问木箱里是什么，张祺忠谎称里面是Ocamp（让新生了解适应大学的生活的迎新营，有篝火晚会和各种情境游戏）的活动物品，之后便匆匆离开。
张祺忠搬运木箱的举动，让警方深觉可疑，24日，警员们再次来到伟伦堂，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他们还在顶层的大堂，发现了那天张祺忠放在木箱上的炉具。
按照张祺忠的说法，这些是Ocamp要用的东西，却隔了一天就被悄然搬了回来，那么炉具下面的那只木箱，又被放到了哪里？警员们于是前往张祺忠位于香港大学黄克竞大楼7楼的办公室，盘问那只木箱的去处，张祺忠则改口称，木箱里装的是一些电子器材和铝条，因为过一段时间要举办机器人比赛，他就把这些东西带了过来。
（伟伦堂-黄克竞大楼）8月25日，张祺忠被带到港岛区重案组总部接受讯问，警方问张祺忠是否藏匿陈慧文，张祺忠矢口否认，仍然坚持妻子只是离家出门旅行。
接着警方带着张祺忠，又一次来到伟伦堂搜查，在这期间，张祺忠突然走上露台，上半身也探了出去，警员们担心张有危险，连忙将他拉回来。
——张祺忠事后称，自己是因为压力过大，一瞬间想要寻短见，但此举更有可能，是他为了避免警方在露台多做逗留，发现之前藏尸痕迹的“计谋”。
之后，一行人又前往张祺忠位于黄克竞大楼的办公室，警员们注意到，途中张祺忠似乎曾发过短讯。
警方一走进张祺忠的办公室，立刻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警方于是要求张祺忠打开房门，准备进屋寻找气味来源（其实就是找那个木箱），但办公室内杂物繁多，几乎无从下脚。
正当警员们打算进行彻底搜查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了张思慧男友打来的电话。
（黄克竞大楼）张思慧男友告诉警员们，张祺忠刚才在家庭WhatsApp的群组里宣称要自杀（就是之前途中发的短讯），警员们于是提出要查看张祺忠手机，张祺忠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一改之前的合作态度，大呼“你（们）怀疑我，我想死！”。
但他随即又冷静下来，并告诉警员们，木箱里的东西他已经拿了出来，箱子也已经拆掉了，接着将警员们领到另一个房间，将搬运箱子的板车和6块木板出示给他们作为证据。
原来，预料到警方会询问木箱的去向，张祺忠早在23日那天，就预先到木材店又买了6块木板，向警方假称木箱已被拆开，而真正藏尸的木箱，其实就在张祺忠的办公室里。
因为适才的“死亡威胁”和“证据确凿”的木板，警员们只好暂且作罢，不过，警方并没有打消对张祺忠的怀疑，他们继续搜集证据。
张祺忠则在28日上午，向住宿在伟伦堂的员工和学生们群发了一封邮件，称警察来调查一件“和我家人有关联的失踪案”，让学生们不要惊惶，并“体贴周到”地对此致歉。
（张祺忠向伟伦堂学生们群发的邮件）28日下午，警方再次前往黄克竞楼，电梯抵达7层时，一股浓烈的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而此时整个7层楼，只有张祺忠一人的办公室开着门。
警员们走进张祺忠的办公室，再一次询问他臭味从何而来，张祺忠回答说，这栋楼里有死老鼠。
警员于是直截了当地问张祺忠，你妻子到底是生，还是死？张祺忠一下子惊慌失措，但始终没有直接回应，警员们于是在张祺忠办公室开始彻底搜查，最终发现了那只木箱。
他们又问张祺忠，是否将陈慧文的尸体藏在了箱内里，张祺忠则回答：“你都揾到个箱，我唔洗讲，你都知。
”（你都找到箱子了，我不用解释，你都知道了）警员们打开木箱，血水已经渗了出来，拉开里面的行李箱，陈慧文的尸体蜷缩着，尸身肿胀腐烂，身上只穿着内衣裤，颈部紧紧缠绕着电线。
（张祺忠藏尸木箱示意图）2018年8月29日凌晨，张祺忠因涉嫌谋杀当场被捕。
（张祺忠被捕）
几点澄清由于案情的某些地方，看起来颇有点匪夷所思，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假说”，所以在继续分析之前，我想对大家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做一下澄清：1.“谁家床底下会放电线，张祺忠杀妻是不是预谋？”虽然张祺忠从床底下“恰好”摸出一根电线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很可疑，但考虑到张祺忠机械工程学副教授的身份，电线是他日常工作的必需品。
而且张祺忠夫妻的卧室也非常杂乱，堆满了个人用品，所以床底日常放置电线，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张祺忠果真是预谋，也不会特意挑选一个妻妹留宿的晚上来杀妻，真正让张祺忠难以自辩的，是他用电线打结的方式。
按照控方科学鉴证专家的说法，张祺忠是将电线缠绕妻子脖颈一周后，在颈后交叉扭结，再不断扭动收紧，直到电线折断。
这种“绑面包的金属条”般的打结方式，需要时间和“技术”，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人很难做到的，控方也因此形容张作案时“镇定自若，好像在做实验”。
（“绑面包的金属条”）所以张祺忠最开始用电线勒住妻子的行为，的确很可能是怒火之下的“一时冲动”，但之后的绞杀过程中，却极大概率处于清醒的状态。
2.“那杯味道不对的橙汁是怎么回事？里面是不是下了毒？”这个细节的确非常像侦探小说里的投毒情节，但警方在发现陈慧文的尸体后，因为尸身腐朽，无法完全确定死因，做过详细的尸检，以排除存在多种可能性（比如中毒、自杀），所以橙汁被下毒的可能性几乎为0。
3.“张祺忠会不会是为儿子顶罪？”张思博在案发过程中的表现，也让很多人觉得颇为奇怪，也让不少网民怀疑张祺忠是不是在替儿子顶罪。
不过，这种假设的概率也极低。
当天晚上，陈慧文的妹妹陈慧贤就住在客厅，虽然从平面图来看，卧室应该位于客厅的后方两侧，陈慧贤可能看不到张思博进出卧室。
但如果张思博到父母房中杀了母亲，和父亲商量好顶罪，再跑回自己的房间，陈慧贤肯定会听到动静。
更重要的是，她还正好目睹了张祺忠压住妻子的一幕，另外如果张祺忠真是为了儿子顶罪，为了避嫌，应该也不会将藏尸的旅行箱，就放在儿子的门口吧？
（伟伦堂顶层的平面图）4. “张祺忠为什么不抛尸？”按照张祺忠的说法，他因为不想将妻子的尸体投入大海或垃圾站，所以没能处理掉尸体。
辩方也将此作为张祺忠“不忍”和“悔过”的证据。
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张祺忠真的对杀害自己的妻子心生悔意，那绝不会不解开她脖颈上的电线（这说明张祺忠杀妻后，甚至没有试图救活她），更不会只让她身穿内衣内裤，以极度卑微的姿势，蜷缩在旅行箱里腐烂发臭。
张祺忠没有抛尸的原因，一开始可能是处于所谓的“震惊+否认”心理，觉得把尸体放在露台上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
另一方面又要伪装成和平常一样，再加上张的工作量本来就不小，还要应付妻妹的疑问，大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尸体。
（陈慧文的尸体被警方从港大运回警署尸检）而在报警之后，警方很快就盯上了藏尸的木箱，并对此不断地进行盘问，如果在此时抛尸，那无异于自证其罪。
所以虽然乍看起来，将尸体藏在身边这个举动匪夷所思，但却是相比之下风险最小的一种理性选择。
资产纠纷？张祺忠被捕的消息，在全港引起了轰动，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不仅因为嫌犯的高知身份和颇高的社会知名度，还在于这起案件，颠覆了公众对杀妻案的典型认知。
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儿女双全的精英家庭，既没有天价的保险金，也没有抓马的婚外情，这起命案似乎发生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起案子涉及到的金钱方面的疑点主要有两处：一个是五处夫妻共有的物业，张祺忠杀妻后就可以独占五处房产的全部产权，的确获益丰厚。
但张祺忠说，自己虽然知道和妻子的产业是“长命契”的形式，但从未查询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清楚自己会获得全部产权）。
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起案子更接近于冲动-失控的杀人案，如果这五处房产真的是张祺忠的动机，那他无疑会策划一个更周密妥当的谋杀计划，不会在妻妹在家时贸然动手。
（案发后，警方从港大黄克竞楼运走木箱）第二个疑点，就是前文说的那张弹票的400万支票。
案发之后，警方在陈慧文的个人物品里，又发现了其他两张张祺忠给妻子开的支票（一张600万，一张670万），和一张欠条。
欠条上写着，张祺忠欠妻子660万，如果不能于2018年5月31日还清，则需还770万。
张祺忠说，这些支票都是陈慧文“下令”开的，开票日期是案发前三个月，金额大约是张10年总工资的一半，算是他十年间对妻子欠下的“债务”。
之所以会有欠条，则是因为他当时账户里没有那么多钱，无法转给妻子，所以她又叫他打了欠条。
张祺忠称，自己手头可支配的金额其实只有50万左右。
但作为管账人的陈慧文，却拿着价值400万的支票去银行存款，也就是说，按照她的计算，丈夫是“应该”拿得出这笔钱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张祺忠果真只有50万的可支配财产，这350万的差额去了哪里？另外一种可能是，张祺忠的确拿得出这笔钱，但他不想拿出来。
也许他对妻子狂热的买楼爱好早已厌倦，不愿再背负另一宗房贷，再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于是拒绝再拿出钱给妻子投资。
所以控方认为，张祺忠是因为“支票衍生的钱财纠纷”，向妻子下了毒手，陈慧贤的证词中也称，陈慧文曾说张祺忠“不是一个好人”，“别以为他是好人”，暗示张祺忠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过无论张祺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秘密需要花钱，警方和控方并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比如包养情人或者私自购置的产业），而张祺忠则坚称杀妻是自己失控的结果，与这些支票无关。
情感纠葛这起案件于2020年1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张祺忠和陈慧文的性格和夫妻关系，成了这起案件的关键因素，也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动机之一。
在大部分的媒体报道和证人的描述里，张祺忠是位隐忍多年的好好先生，陈慧文则是个霸道易怒的蛮横师奶，不但对丈夫极尽贬损凌辱之能事，还多年来对他实施精神折磨。
所以在辩方的语境里，这是一起“懦夫被悍妻欺压凌辱多年，最终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杀妻”的故事。
那么，情况是不是真是如此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亲戚、朋友、同事、学生等人的观察和描述，来尽量客观地来分析一下两人的性格和夫妻关系。
（张祺忠与陈慧文）先说说张祺忠。
几乎从学生时代起，人们对张祺忠的评价，就众口一辞地一致，那就是说他“非常ok”、“很nice”。
张的发小建筑师陈梁材回忆，张祺忠在学生时代随和讨喜，各科成绩都极为出色，而且“不知道如何对别人说不，对同学很有帮助”，总而言之，是个颇会做人、很受欢迎的学霸。
张祺忠的同事们形容他“人好好”，工作有热诚，乐于帮助同事，对学生爱护有加。
学生们则说张是一位心平气和、耐心严谨的“工科大佬”。
张祺忠的儿子张思博则说父亲是一个乐于助人、有礼貌和友好的人，总是给他做早餐，开车送他上班，帮他解决工作问题。
即使那位被拒绝开户的客户经理，也对张祺忠的印象颇佳，觉得他有礼貌而讲理。
而陈慧文因为不停地向他要求更多优惠，被这位客户经理认为“咄咄逼人”，对她第一印象很差。
（张祺忠在会议上发言）不过，除了“人好脾气好”这样笼统性的称赞，张祺忠似乎并没有其他特别鲜明的个性。
只有一位浸会大学王姓助理教授，称张祺忠为人正直有原则，是“高教界中腰板最直的人”，但这种评价，很可能是由于这位王教授和张观点立场相近的缘故。
（2009年，张祺忠带队参加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张祺忠长年担任各种工会和校委职务，对大学里的政事相当热衷，是经常在媒体中露脸的“传媒之友”。
从他颇为高调的社会活动来看，张祺忠绝不是一个腼腆内向、埋首书斋型的学者。
相反，这些活动往往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张祺忠仍然保持了近乎奇迹的良好口碑，至少说明他的人际交往技能是绝不欠缺、甚至是相当出色的。
2018年初，张祺忠生过一场大病，病愈出院后，工作效率和耐性变得不如从前，同事称他“有时开会之后会发脾气”。
仅仅是“有时”发脾气，就会被认为是“性格大变”，也可见张祺忠之前的情绪掌控能力有多么强。
与张祺忠相比，陈慧文的风评就差了很多，霸道、易怒、不易相处，是对她最普遍的形容词。
伟伦堂的员工蔡荣辉（音译）透露，陈慧文的外号叫“天拿水”（一种由多种有机溶剂配制而成的溶液，易燃，和陈的英文名Tina谐音），意指她“一点即着”，一旦有违意愿就“不会收声（闭嘴）”。
伟伦堂的员工在顶楼（张祺忠家门外）清点床单或者安装太阳能板，都会被她投诉，不过蔡荣辉也说，陈慧文虽然个性好强，但他并不认为她“太强势”。
（陈慧文）张祺忠称妻子“对很多事均抱强烈的个人观点，并要求他人赞同自己，否则会生气和指责他人”。
陈慧贤也形容姐姐性格火爆，欠缺耐性，爱指责他人。
女儿张思慧觉得母亲说话尖酸，经常会因为小事和父亲争吵，儿子张思博的说辞则有点矛盾，他一边强调母亲为人友善、有礼貌、待人热诚，只是讲话心直口快，容易中伤他人。
另一方面又称陈慧文虽然自己经常改变主意，却对他人很苛求，经常挑起争端，吵架时还经常骂脏话。
总结起来，陈慧文似乎是情感专家们描绘的那个反面典型：情商低、不懂得给老公面子、好心做坏事（张思博说，母亲关心外婆健康，却经常爆发口角，甚至被外婆说是“咒我死”），欠缺沟通技巧——不过，虽然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对象，没有人认为陈慧文有严重的品行或者道德问题。
案发之后，曾有350多人上书为张祺忠求情轻判，当中不乏社会贤达和著名学者，而对陈慧文，许多网民则感同身受地表示“恶妻难顶”，对张祺忠纷纷寄予了深切同情，甚至“换成我也未必忍得住”。
（张祺忠案的相关评论/截选自油管）不过，如果仔细研究陈慧文的性格，就会发现她与其说是脾性本身的恶劣，不如说是一种严重欠缺社会技巧而表现出的笨拙。
就以她投诉伟伦堂员工们安装太阳能板这件事为例，陈慧文认为，安装太阳能板的噪音，打扰了她家人（丈夫和儿女）的工作，所以义正言辞地跑去投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是给丈夫（伟伦堂的舍监）的工作“添堵”。
陈慧文的“霸道”和“强势”，更像是以自己的标准来阐释世界的简单粗暴。
虽然有时出发点是为了别人好，但如果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她就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即使是想要他人听从自己的时候，她也只会用最不明智和最笨拙的方式（喋喋不休和发脾气）——这在本质上，和小孩子想要某种东西时的哭闹不休没有什么区别。
陈慧文出身富家，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长大，在两人婚姻的初期，陈慧文很可能的确在性格上会比较自我。
但很多新婚妻子，会在和丈夫/孩子的不断互动中，探索出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这大概就是情感专家所谓的“共同成长”或者“驭夫有术”），而陈慧文在结婚30年后，却似乎依旧毫无头绪。
丈夫记忆里那个“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年轻姑娘，也成了难以忍受的“恶妻”——这也就是这起案子的重点：张祺忠和陈慧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张思慧在庭审作证时，形容父母“成日都好开心、好sweet”，张祺忠则自称，自己和妻子的婚姻属于“开心”。
从表面上看，张祺忠也似乎是位“达标”的好丈夫，他会接送妻子去打球，周末和妻子一起去遛狗或看电影，外出旅行时也会拍摄不少夫妇合影，携子女与陈慧文共度母亲节……
（张思慧和张思博出庭作证）不过，在另一个版本里，张祺忠和陈慧文的夫妻关系，则没有丝毫的“sweet”可言。
陈慧贤称姐姐姐夫并不浪漫，在她的记忆里，自从孩子出生以来，就从未见过他们牵手或拥抱。
张思博也称母亲经常对父亲恶言恶语，埋怨他收入差，经常用“废”、“仆街”等字眼指责父亲，但张祺忠很少反击，只是“看起来很生气，怒目而视”。
张祺忠在审判中称，因为妻子将买楼全部归功于她自己，抹杀他的努力，因此觉得很受伤和不开心，但认为“发怒的时候对方应该理解到”，所以从未要求妻子“停止侮辱”。
除此之外，张祺忠还称，他认为就是要求，妻子也不会有所改变。
辩方认为，由于陈慧文经常在别人面前侮辱丈夫，形同精神虐待，导致张祺忠情绪控制能力受损，长期压抑自身情绪，经精神医师诊断，张祺忠在案发时已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所以影响了判断力和自制力。
（案件相关报道）虽然我不认为精神医师们对张祺忠的诊断有误，但辩方的这个论点，即他的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导致的，也有欠妥之处。
案发之时，张祺忠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在学校里也有派系间的不合和争斗，而且张的朋友称，案发之前张祺忠非常担忧自己的舍监地位可能不保（这意味着损失免费的住处和一大笔津贴）——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造成张祺忠抑郁症的压力源。
陈慧文的“指指点点”，对丈夫的伤害究竟有几分深，这个问题也许除了张祺忠本人，无人能够回答。
（警方2018年8月28日晚逮捕张祺忠）“巧克力酱”这件小事之下，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缺乏边界感和分寸感的家庭关系，在香港这个个体空间被压缩殆尽的环境里，家庭成员间经年累月的高密度相处，也会让所有的怨愤难以宣泄和逃离。
而我想在这段婚姻里，陈慧文一定是孤独的。
陈慧贤回忆，得知自己要去香港小住，陈慧文非常高兴，频繁地和她联系，然而陈慧文能和妹妹聊的，却只有育儿和投资——除此之外，陈慧文的生活里，显然没有其他的话题。
大约在案发六七年前，陈慧文曾向张祺忠提出过离婚，但丈夫不同意，陈慧文又提过分居（不涉及财产），张祺忠同样拒绝了。
虽然陈慧文经常在家人面前斥责丈夫不会赚钱和无能，但在银行办理开户时，她却自豪地称丈夫“富有而忙碌”。
而陈慧文提出离婚的原因，也和金钱没什么关系，是因为丈夫总是不在家，自己感到“无聊和寂寞”。
陈慧文对自己“炒房成就”的过分强调和对张祺忠收入的攻击，也何尝不是在用一种几乎疯狂、近乎绝望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在这场婚姻中的“价值”，这种价值感，显然是张祺忠没有满足的。
所以陈慧文只能将这种情感上的价值诉求，等同于更容易计算（却也更可悲）的货币价值，那五处房产就成了她在30年婚姻里唯一的成绩。
出身富家而并不聪明的陈慧文，为了教育儿女“阅读育儿书无数”，为了积累家产省吃俭用锱铢必较，虽然她在大部分旁观者眼中，一个情商低下、不明智不懂事的“恶妻”和“泼妇”，但在这30年的婚姻里，陈慧文的的确确一直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无比用力地经营着这段婚姻。
2020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张祺忠谋杀罪成，依例判处终身监禁，主审法官彭宝琴判刑时说，案件对被告及其家人均是悲剧。
在外人看来，张祺忠一家无疑是令人羡慕的。
张祺忠与妻子相伴30载，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两人的儿女也很有出息，学业有成，工作体面。
但关起门来，这个表面美满的家庭背后，却是紧绷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或许都不是那么幸福。
或许，在追求符合社会期待的“理想幸福模板”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所谓的幸福，究竟是什么。
*因为本案发生在香港，文内资产为港元。
港大教授张祺忠，用电线勒死了自己的妻子陈慧文，并藏尸11天之久。
然而和大部分“俗套”的杀妻案不同，这起案子里没有第三者、没有婚外情，甚至连金钱方面的动机也不太明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备受敬爱的“好好先生”，对结婚30载的妻子痛下杀手呢？
案件背景张祺忠生于1964年，案发时54岁，时任香港大学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
张祺忠出生于香港一个平民家庭，中学就读于历史悠久的名校圣保罗书院，继而到英国顶尖学府伯明翰大学留学，本科毕业后，张祺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到威尔士大学（加的夫）继续深造。
几年后，张祺忠携家回到故里，被香港大学聘任，成为香港最高学府的知识精英——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子弟靠读书出人头地的故事。
（年轻时的张祺忠）1987年，还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张祺忠，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陈慧文（Tina）。
陈慧文比张祺忠小一岁，自称大专学历，还有一个妹妹陈慧贤和一个弟弟，陈家此时已在英国定居。
在张祺忠的回忆里，初遇时的陈慧文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张家也对女方优渥的家境颇为满意，一年之后，两人在英国结婚。
1990年，张祺忠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知名的邓禄普公司（英国老牌橡胶制造商，后被美国固特异合并）担任技术服务工程师。
也是这一年，两人的长女张思慧（Nancy）出生。
1991年，张祺忠带着妻女返回香港，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一年后，于1992年被香港大学工程学院聘为副教授，儿子张思博（Scot）也在此期间出生。
直到案发之时，张祺忠一直在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系任教。
同时还担任港大校委会委员兼工程学院助理院长，还是港大学舍伟伦堂（WeiLunHall）的舍监。
（伟伦堂）按照英国教育传统，学生宿舍中会配置舍监，负责监督和照顾住在宿舍内的学生，舍监一般由校内教授兼任，通常自己也住在宿舍内。
张祺忠也是如此，案发之时，张家一家四口就住在伟伦堂。
张祺忠一对儿女此时已经成年，两人似乎也遗传了父亲的学霸气质，学业相当优秀。
长女张思慧（案发时28岁）在英国学习法律，回港后在廉政公署任职，次子张思博（26岁）在港大读医科，毕业后任政府牙医（政府设立的牙医诊所，主要服务于公务员及其家属）。
张祺忠夫妇名下还有五处房产，大部分在港大周边，由陈慧文1994-2012年间相继购入，按案发时市价估价，总价高达6800万港币。
（星号标注为张家五处房产和伟伦堂）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也许会有点不解：张祺忠夫妇坐拥五处房产，为何还要一家四口生活在学校宿舍里？首先，张祺忠一家住的并非是普通的学生宿舍，而是伟伦堂的整个顶楼，顶楼的面积有185㎡，不仅能看见维多利亚港的海景，还由张祺忠一家人独享。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样的居所是名副其实的豪宅。
这样的豪宅不仅可以免费居住，每月还会有现金津贴（舍监制度其实算是大学对本校教员的隐形福利），所以自从10多年前成为舍监以来，张祺忠一家一直住在伟伦堂。
至于张祺忠的子女，虽然他们收入和待遇都很不错，但想要搬出去舒适地独居，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根据《南华早报》2017年的调查，半数以上的香港成年人曾和父母同住，（这个调查样本里还包括一个人在港的外来人士，所以在香港土著和二代移民里，这个比例无疑会更高），在香港这个生存空间被挤压殆尽的城市里，像张祺忠一家这样的居住安排，算得上少有的滋润。
（2017年的香港平均房租，注意单价是以平方英尺为单位，100ft²只有9㎡左右/SouthChinaMorningPost）陈慧文热衷于研究财经新闻与股市走势，对投资做足了功课，买下的部分房产也的确升值了不少，令她引以为傲。
这些物业都是张祺忠夫妇以“长命契”形式共同持有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方离世，那另一方会获得全部产权。
这对夫妻财政透明，张祺忠会上报自己的全部收入，公积金结余和各家银行的贷款月供也都制成表格贴在家中。
接连购入的房产也让张家背负了不小的还贷压力，案发之时，张祺忠需要每月缴纳13万房贷，每月还需要偿还不同银行的贷款（包括2011年50万和2016年从两家银行借贷的76万和40万元，一共166万）。
所以虽然有着丰厚的薪水（10万/月），还能从四处物业每月获得10万租金，张祺忠案发后也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手上的流动现金并不多。
不过作为家中收入来源和能提供担保的一方，张祺忠仍旧是“出资人”，看似手握财政大权的陈慧文，则更近似于一个“投资顾问”。
张祺忠自己也表示，家中重大的财政决策（比如买房），也都是夫妻两人共同决定的。
这对夫妻的日常生活十分节俭，张祺忠几乎从不去高级餐厅，通常都是去快餐店吃最便宜的套餐，夏天也很少开空调。
陈慧文只在折扣时段时段才去茶楼吃茶，和家人外出用膳时一律AA制（陈慧文自己有炒股收入），度假旅行时也会选择最便宜的机票和酒店。
也许为了补贴家用，陈慧文还曾在育儿陪月（类似月嫂）网站刊登广告，因为自认为将一对儿女培养得十分出色，她对自己的“育儿经”颇有信心。
（陈慧文在育儿陪月网站刊登的广告）
案发当日大约在2018年7月末，陈慧文的妹妹陈慧贤，带着女儿从英国来港探亲，案发当晚，她就住在姐姐姐夫家客厅的沙发上（陈慧贤和女儿另有住处，但偶尔会一个人在这里留宿）。
对妹妹的到来，陈慧文十分高兴，经常让她陪自己去办理各种事宜。
2018年8月16日，两人到星展银行旺角分行，打算在新开户的账户里存入400万（当时银行有优惠活动，存入400万可以获得现金回馈）。
陈慧文又问，自己还有一笔100-200万的款项，能不能获得更多回馈？客户经理建议她介绍他人开户。
陈慧文于是决定以张祺忠的名义开户，并致电丈夫，让他签下银行人员给他的全部文件（陈慧文没有在电话中详细说明，只是急促地告诉张祺忠“签着先”）。
（张祺忠）这位客户经理于是和同事到港大找到张祺忠签合同，张祺忠却表示不知道开户的事。
这位客户经理于是又详细介绍了一番，张祺忠则表示“未能消化介绍的优惠”，要求“择日再谈”，并送客户经理等人离开。
不久之后，这位经理又收到陈慧文的短讯，表示不打算在他这里存款了（相当于他白跑了一趟又没拿到那400万的存款业绩）。
接着，陈慧文和妹妹前往花旗银行铜锣湾分行，打算在那里开户（具体为什么换了银行不太清楚）。
接待她们的职员回忆，陈慧文似乎很有钱，提供的住址证明也在富人区，陈慧文取出一张400万元的支票，称这是丈夫提供的资金，让她投资物业。
不过尴尬的是，这张支票却弹票了（也就是说这张支票是空头支票，张祺忠的关联的支票户口里取不出这么多钱），接下来发生的事，控辩双方的说法不一。
控方的说法是：陈慧文当时就致电丈夫，说自己使用了支票，并让张祺忠在支票户口里存钱，陈慧文还让为她办理业务的职员直接与张祺忠通过话。
控方认为，当天晚上，张祺忠和陈慧文因弹票这件事发生了争吵。
辩方（张祺忠）的说法是：自己在几天后才知道妻子用了那张支票，妻子与自己通话时也没有说使用了支票，银行职员则只说陈慧文用了一张支票（没说哪张），并否认和妻子当天晚间讨论过支票的事。
而张祺忠之后也没有补存跳票的400万。
（张祺忠）当天晚上，张祺忠先是和申请入住伟伦堂的新生见面，回到住处时，正目睹妻子与女儿在激烈地争吵。
之前说过，为了抵偿房贷，张家将名下的物业租了出去，一位租户要求更换马桶盖，陈慧文便私自决定将儿子张思博卫生间的马桶盖和租户的马桶盖调换，并安排丈夫张祺忠完成此事。
等到张思博下班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马桶，被换成了别人用过的马桶盖，于是勃然大怒。
据张思博说，他之所以这样生气，是因为母亲之前就有一次这样的行为（没经过自己允许就让自己用租客的旧马桶盖），自己当时就曾抗议过，结果这次母亲又故技重施，因此异常恼火。
和母亲吵了一架后，张思博就跑到母亲和姐姐共用的那间卫生间，用胶带封住了里面的马桶，并在上面挤满了巧克力酱。
张思博进行完这一“报复行动”后，大女儿张思慧回到了家，发现自己卫生间的马桶被弄得很脏，于是也大为不悦。
然而，她或许认为罪魁祸首是母亲，所以要求母亲陈慧文去打扫厕所。
陈慧文则认为这件事不是自己的责任，对此不予理睬，直接回了自己（和丈夫）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张思慧于是拿起晾衣架大声撞门，陈慧文打开房门后，张思慧便将清洁用品扔进房内，硬拉着母亲去清理厕所。
母女因此大吵一架，张思慧愤而离家（22:30前后），到一位朋友家借住。
这期间张祺忠一言未发，张思博则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露面。
据张祺忠后来供诉，张思慧离家后，张祺忠和陈慧文回到自己的卧室，各自坐在床边看电脑和手机。
入睡前，张祺忠照例为妻子送上一杯橙汁，这算是张祺忠的“爱妻仪式”，但陈慧文喝过后，却声称橙汁变味，要他去超市退货。
张祺忠很生气（很多资料里用了“大怒”这个词），解释说是女儿见家中橙汁喝光，买了另一个牌子，陈慧文立即又给女儿发了一条语音，质问她在哪里买的橙汁。
张祺忠指责妻子，称她刚刚“把女儿赶走”，是不是想把女儿骂到以后都不回家？陈慧文则指责张祺忠方才不制止女儿，没有履行为人父亲的职责。
张祺忠反驳说，都是因为妻子未清理厕所，这才引发了争吵，陈慧文则称厕所弄脏和自己无关，扬言要离家出走。
接下来争吵就开始升级，陈慧文说如果不是自己的投资，张祺忠根本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物业，张祺忠也反唇相讥，指出到银行贷款要靠自己的工资证明。
陈慧文于是冲他叫骂：“打工很厉害么，指望你......指望你乞讨都可以了”，并一脚将丈夫踢下了床。
（张祺忠和陈慧文的卧室）张祺忠气恼地伸手从床底取拖鞋，准备离开房间，却摸到了一根电线，看着仍在叫嚣的妻子，张祺忠心中突然生出“叫你这么多话”的念头，从背后用电线一下子勒住了妻子的脖子。
当然，以上只是张祺忠单方的证词，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
不过，从案发前的种种事件来看，我觉得张对两人争吵内容的描述，大抵上是属实的（至少是前半程）。
张祺忠称，勒住妻子脖颈时，自己大脑中一片空白，当他恢复记忆时，妻子已不省人事。
发现自己“整死咗人”（杀了人），张祺忠觉得“很惭愧”又“非常害怕”，但因为“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便将妻子的尸体藏进一个蓝色行李箱，放在儿子张思博房间门口。
而其实，因为张祺忠和陈慧文的激烈争吵，陈慧贤有些担心，便悄悄来到姐姐姐夫的房门外。
她正向要开口询问，却从缝隙里看到姐姐和姐夫躺在床上，姐夫张祺忠正用身体从背后压住姐姐（17日00:30左右）。
陈慧贤以为两人正在亲热，赶忙离开了，她回忆说，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哇，他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那么恩爱。
”陈慧贤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正是张祺忠杀妻的瞬间。
将行李箱放在儿子房间门口后，张祺忠又回到了自己房间，并更换了床单，躺在刚刚杀了妻子的床上半睡半醒，直到17日清晨。
而虽然从16日晚间到凌晨，家中一直争吵动静不断，张思博却一直没有现身，他对此的解释是，自己在玩游戏，什么也听不见。
（案发当日时间线-没药花园制作）
东窗事发17日早上，陈慧贤一觉醒来不见姐姐，便向姐夫询问。
张祺忠谎称陈慧文已经出门旅行了，并说妻子经常独自一人“说走就走”（2016年和2017年，陈慧文曾独自前往英国和云南，没有提前告知家人），向妻妹保证不必担心，之后照常送儿子上班。
而无论对母亲的去向，还是门口的旅行箱，张思博都没有过问，他对此的解释是，母亲之前也曾一人离家出游，他对此“习以为常”。
送儿子上班后，张祺忠回到了家，此时家中空无一人，他于是趁机会将妻子的尸体，转移到另一个绿色行李箱里，放在电梯间旁的露台上，接着他扔掉了妻子的鞋子和护照等物，制造出她旅行的假象。
考虑到天气炎热，尸体会迅速腐烂发臭，张祺忠第二天又从木材店买了八块木板，自制成一只木箱，将行李箱放在木箱内，再用螺丝钉死木箱四角，并用玻璃胶封边。
之后几天里，张祺忠照常游泳和遛狗，还去出席中学同学聚会，并向陈慧文的WhatsApp发送“Hello”等消息作掩饰。
虽然张祺忠试图说服陈慧贤，陈慧文只是出去旅行放松心情，但陈慧贤因为几日联系不到姐姐，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力主报警。
张祺忠便坚持由自己处理此事，他先将露台上的木箱搬到伟伦堂顶层的大堂，又帮着女儿在校舍附近张贴若干“寻人启事”，才于20日晚到警局报警。
（陈慧文的“寻人启事”）报警第二天，警察来到伟伦堂，调查17日早上的监控录像（因为张祺忠对警方称，妻子是17日早上离家的），张祺忠便将电梯口处一位身形相似的女性，指认为自己的妻子（张思博也指认了这个人），试图以此来敷衍警方。
不过张祺忠也知道，警方不会就这样罢休，调看监控之后，他们必定还会在伟伦堂内细细搜查，自己必须处理掉尸体。
8月22日，警方再次来伟伦堂进行调查，正看到张祺忠用板车推着一只木箱前往停车场。
木箱上覆盖着蓝色的防尘布，上面还放着炉具和微波炉。
警员们上前打招呼，询问木箱里是什么，张祺忠谎称里面是Ocamp（让新生了解适应大学的生活的迎新营，有篝火晚会和各种情境游戏）的活动物品，之后便匆匆离开。
张祺忠搬运木箱的举动，让警方深觉可疑，24日，警员们再次来到伟伦堂，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他们还在顶层的大堂，发现了那天张祺忠放在木箱上的炉具。
按照张祺忠的说法，这些是Ocamp要用的东西，却隔了一天就被悄然搬了回来，那么炉具下面的那只木箱，又被放到了哪里？警员们于是前往张祺忠位于香港大学黄克竞大楼7楼的办公室，盘问那只木箱的去处，张祺忠则改口称，木箱里装的是一些电子器材和铝条，因为过一段时间要举办机器人比赛，他就把这些东西带了过来。
（伟伦堂-黄克竞大楼）8月25日，张祺忠被带到港岛区重案组总部接受讯问，警方问张祺忠是否藏匿陈慧文，张祺忠矢口否认，仍然坚持妻子只是离家出门旅行。
接着警方带着张祺忠，又一次来到伟伦堂搜查，在这期间，张祺忠突然走上露台，上半身也探了出去，警员们担心张有危险，连忙将他拉回来。
——张祺忠事后称，自己是因为压力过大，一瞬间想要寻短见，但此举更有可能，是他为了避免警方在露台多做逗留，发现之前藏尸痕迹的“计谋”。
之后，一行人又前往张祺忠位于黄克竞大楼的办公室，警员们注意到，途中张祺忠似乎曾发过短讯。
警方一走进张祺忠的办公室，立刻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警方于是要求张祺忠打开房门，准备进屋寻找气味来源（其实就是找那个木箱），但办公室内杂物繁多，几乎无从下脚。
正当警员们打算进行彻底搜查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了张思慧男友打来的电话。
（黄克竞大楼）张思慧男友告诉警员们，张祺忠刚才在家庭WhatsApp的群组里宣称要自杀（就是之前途中发的短讯），警员们于是提出要查看张祺忠手机，张祺忠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一改之前的合作态度，大呼“你（们）怀疑我，我想死！”。
但他随即又冷静下来，并告诉警员们，木箱里的东西他已经拿了出来，箱子也已经拆掉了，接着将警员们领到另一个房间，将搬运箱子的板车和6块木板出示给他们作为证据。
原来，预料到警方会询问木箱的去向，张祺忠早在23日那天，就预先到木材店又买了6块木板，向警方假称木箱已被拆开，而真正藏尸的木箱，其实就在张祺忠的办公室里。
因为适才的“死亡威胁”和“证据确凿”的木板，警员们只好暂且作罢，不过，警方并没有打消对张祺忠的怀疑，他们继续搜集证据。
张祺忠则在28日上午，向住宿在伟伦堂的员工和学生们群发了一封邮件，称警察来调查一件“和我家人有关联的失踪案”，让学生们不要惊惶，并“体贴周到”地对此致歉。
（张祺忠向伟伦堂学生们群发的邮件）28日下午，警方再次前往黄克竞楼，电梯抵达7层时，一股浓烈的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而此时整个7层楼，只有张祺忠一人的办公室开着门。
警员们走进张祺忠的办公室，再一次询问他臭味从何而来，张祺忠回答说，这栋楼里有死老鼠。
警员于是直截了当地问张祺忠，你妻子到底是生，还是死？张祺忠一下子惊慌失措，但始终没有直接回应，警员们于是在张祺忠办公室开始彻底搜查，最终发现了那只木箱。
他们又问张祺忠，是否将陈慧文的尸体藏在了箱内里，张祺忠则回答：“你都揾到个箱，我唔洗讲，你都知。
”（你都找到箱子了，我不用解释，你都知道了）警员们打开木箱，血水已经渗了出来，拉开里面的行李箱，陈慧文的尸体蜷缩着，尸身肿胀腐烂，身上只穿着内衣裤，颈部紧紧缠绕着电线。
（张祺忠藏尸木箱示意图）2018年8月29日凌晨，张祺忠因涉嫌谋杀当场被捕。
（张祺忠被捕）
几点澄清由于案情的某些地方，看起来颇有点匪夷所思，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假说”，所以在继续分析之前，我想对大家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做一下澄清：1.“谁家床底下会放电线，张祺忠杀妻是不是预谋？”虽然张祺忠从床底下“恰好”摸出一根电线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很可疑，但考虑到张祺忠机械工程学副教授的身份，电线是他日常工作的必需品。
而且张祺忠夫妻的卧室也非常杂乱，堆满了个人用品，所以床底日常放置电线，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如果张祺忠果真是预谋，也不会特意挑选一个妻妹留宿的晚上来杀妻，真正让张祺忠难以自辩的，是他用电线打结的方式。
按照控方科学鉴证专家的说法，张祺忠是将电线缠绕妻子脖颈一周后，在颈后交叉扭结，再不断扭动收紧，直到电线折断。
这种“绑面包的金属条”般的打结方式，需要时间和“技术”，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人很难做到的，控方也因此形容张作案时“镇定自若，好像在做实验”。
（“绑面包的金属条”）所以张祺忠最开始用电线勒住妻子的行为，的确很可能是怒火之下的“一时冲动”，但之后的绞杀过程中，却极大概率处于清醒的状态。
2.“那杯味道不对的橙汁是怎么回事？里面是不是下了毒？”这个细节的确非常像侦探小说里的投毒情节，但警方在发现陈慧文的尸体后，因为尸身腐朽，无法完全确定死因，做过详细的尸检，以排除存在多种可能性（比如中毒、自杀），所以橙汁被下毒的可能性几乎为0。
3.“张祺忠会不会是为儿子顶罪？”张思博在案发过程中的表现，也让很多人觉得颇为奇怪，也让不少网民怀疑张祺忠是不是在替儿子顶罪。
不过，这种假设的概率也极低。
当天晚上，陈慧文的妹妹陈慧贤就住在客厅，虽然从平面图来看，卧室应该位于客厅的后方两侧，陈慧贤可能看不到张思博进出卧室。
但如果张思博到父母房中杀了母亲，和父亲商量好顶罪，再跑回自己的房间，陈慧贤肯定会听到动静。
更重要的是，她还正好目睹了张祺忠压住妻子的一幕，另外如果张祺忠真是为了儿子顶罪，为了避嫌，应该也不会将藏尸的旅行箱，就放在儿子的门口吧？
（伟伦堂顶层的平面图）4. “张祺忠为什么不抛尸？”按照张祺忠的说法，他因为不想将妻子的尸体投入大海或垃圾站，所以没能处理掉尸体。
辩方也将此作为张祺忠“不忍”和“悔过”的证据。
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张祺忠真的对杀害自己的妻子心生悔意，那绝不会不解开她脖颈上的电线（这说明张祺忠杀妻后，甚至没有试图救活她），更不会只让她身穿内衣内裤，以极度卑微的姿势，蜷缩在旅行箱里腐烂发臭。
张祺忠没有抛尸的原因，一开始可能是处于所谓的“震惊+否认”心理，觉得把尸体放在露台上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
另一方面又要伪装成和平常一样，再加上张的工作量本来就不小，还要应付妻妹的疑问，大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尸体。
（陈慧文的尸体被警方从港大运回警署尸检）而在报警之后，警方很快就盯上了藏尸的木箱，并对此不断地进行盘问，如果在此时抛尸，那无异于自证其罪。
所以虽然乍看起来，将尸体藏在身边这个举动匪夷所思，但却是相比之下风险最小的一种理性选择。
资产纠纷？张祺忠被捕的消息，在全港引起了轰动，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不仅因为嫌犯的高知身份和颇高的社会知名度，还在于这起案件，颠覆了公众对杀妻案的典型认知。
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学教授，儿女双全的精英家庭，既没有天价的保险金，也没有抓马的婚外情，这起命案似乎发生在最不可能发生的地方——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起案子涉及到的金钱方面的疑点主要有两处：一个是五处夫妻共有的物业，张祺忠杀妻后就可以独占五处房产的全部产权，的确获益丰厚。
但张祺忠说，自己虽然知道和妻子的产业是“长命契”的形式，但从未查询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清楚自己会获得全部产权）。
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起案子更接近于冲动-失控的杀人案，如果这五处房产真的是张祺忠的动机，那他无疑会策划一个更周密妥当的谋杀计划，不会在妻妹在家时贸然动手。
（案发后，警方从港大黄克竞楼运走木箱）第二个疑点，就是前文说的那张弹票的400万支票。
案发之后，警方在陈慧文的个人物品里，又发现了其他两张张祺忠给妻子开的支票（一张600万，一张670万），和一张欠条。
欠条上写着，张祺忠欠妻子660万，如果不能于2018年5月31日还清，则需还770万。
张祺忠说，这些支票都是陈慧文“下令”开的，开票日期是案发前三个月，金额大约是张10年总工资的一半，算是他十年间对妻子欠下的“债务”。
之所以会有欠条，则是因为他当时账户里没有那么多钱，无法转给妻子，所以她又叫他打了欠条。
张祺忠称，自己手头可支配的金额其实只有50万左右。
但作为管账人的陈慧文，却拿着价值400万的支票去银行存款，也就是说，按照她的计算，丈夫是“应该”拿得出这笔钱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张祺忠果真只有50万的可支配财产，这350万的差额去了哪里？另外一种可能是，张祺忠的确拿得出这笔钱，但他不想拿出来。
也许他对妻子狂热的买楼爱好早已厌倦，不愿再背负另一宗房贷，再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于是拒绝再拿出钱给妻子投资。
所以控方认为，张祺忠是因为“支票衍生的钱财纠纷”，向妻子下了毒手，陈慧贤的证词中也称，陈慧文曾说张祺忠“不是一个好人”，“别以为他是好人”，暗示张祺忠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过无论张祺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秘密需要花钱，警方和控方并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比如包养情人或者私自购置的产业），而张祺忠则坚称杀妻是自己失控的结果，与这些支票无关。
情感纠葛这起案件于2020年11月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张祺忠和陈慧文的性格和夫妻关系，成了这起案件的关键因素，也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动机之一。
在大部分的媒体报道和证人的描述里，张祺忠是位隐忍多年的好好先生，陈慧文则是个霸道易怒的蛮横师奶，不但对丈夫极尽贬损凌辱之能事，还多年来对他实施精神折磨。
所以在辩方的语境里，这是一起“懦夫被悍妻欺压凌辱多年，最终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杀妻”的故事。
那么，情况是不是真是如此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亲戚、朋友、同事、学生等人的观察和描述，来尽量客观地来分析一下两人的性格和夫妻关系。
（张祺忠与陈慧文）先说说张祺忠。
几乎从学生时代起，人们对张祺忠的评价，就众口一辞地一致，那就是说他“非常ok”、“很nice”。
张的发小建筑师陈梁材回忆，张祺忠在学生时代随和讨喜，各科成绩都极为出色，而且“不知道如何对别人说不，对同学很有帮助”，总而言之，是个颇会做人、很受欢迎的学霸。
张祺忠的同事们形容他“人好好”，工作有热诚，乐于帮助同事，对学生爱护有加。
学生们则说张是一位心平气和、耐心严谨的“工科大佬”。
张祺忠的儿子张思博则说父亲是一个乐于助人、有礼貌和友好的人，总是给他做早餐，开车送他上班，帮他解决工作问题。
即使那位被拒绝开户的客户经理，也对张祺忠的印象颇佳，觉得他有礼貌而讲理。
而陈慧文因为不停地向他要求更多优惠，被这位客户经理认为“咄咄逼人”，对她第一印象很差。
（张祺忠在会议上发言）不过，除了“人好脾气好”这样笼统性的称赞，张祺忠似乎并没有其他特别鲜明的个性。
只有一位浸会大学王姓助理教授，称张祺忠为人正直有原则，是“高教界中腰板最直的人”，但这种评价，很可能是由于这位王教授和张观点立场相近的缘故。
（2009年，张祺忠带队参加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张祺忠长年担任各种工会和校委职务，对大学里的政事相当热衷，是经常在媒体中露脸的“传媒之友”。
从他颇为高调的社会活动来看，张祺忠绝不是一个腼腆内向、埋首书斋型的学者。
相反，这些活动往往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张祺忠仍然保持了近乎奇迹的良好口碑，至少说明他的人际交往技能是绝不欠缺、甚至是相当出色的。
2018年初，张祺忠生过一场大病，病愈出院后，工作效率和耐性变得不如从前，同事称他“有时开会之后会发脾气”。
仅仅是“有时”发脾气，就会被认为是“性格大变”，也可见张祺忠之前的情绪掌控能力有多么强。
与张祺忠相比，陈慧文的风评就差了很多，霸道、易怒、不易相处，是对她最普遍的形容词。
伟伦堂的员工蔡荣辉（音译）透露，陈慧文的外号叫“天拿水”（一种由多种有机溶剂配制而成的溶液，易燃，和陈的英文名Tina谐音），意指她“一点即着”，一旦有违意愿就“不会收声（闭嘴）”。
伟伦堂的员工在顶楼（张祺忠家门外）清点床单或者安装太阳能板，都会被她投诉，不过蔡荣辉也说，陈慧文虽然个性好强，但他并不认为她“太强势”。
（陈慧文）张祺忠称妻子“对很多事均抱强烈的个人观点，并要求他人赞同自己，否则会生气和指责他人”。
陈慧贤也形容姐姐性格火爆，欠缺耐性，爱指责他人。
女儿张思慧觉得母亲说话尖酸，经常会因为小事和父亲争吵，儿子张思博的说辞则有点矛盾，他一边强调母亲为人友善、有礼貌、待人热诚，只是讲话心直口快，容易中伤他人。
另一方面又称陈慧文虽然自己经常改变主意，却对他人很苛求，经常挑起争端，吵架时还经常骂脏话。
总结起来，陈慧文似乎是情感专家们描绘的那个反面典型：情商低、不懂得给老公面子、好心做坏事（张思博说，母亲关心外婆健康，却经常爆发口角，甚至被外婆说是“咒我死”），欠缺沟通技巧——不过，虽然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对象，没有人认为陈慧文有严重的品行或者道德问题。
案发之后，曾有350多人上书为张祺忠求情轻判，当中不乏社会贤达和著名学者，而对陈慧文，许多网民则感同身受地表示“恶妻难顶”，对张祺忠纷纷寄予了深切同情，甚至“换成我也未必忍得住”。
（张祺忠案的相关评论/截选自油管）不过，如果仔细研究陈慧文的性格，就会发现她与其说是脾性本身的恶劣，不如说是一种严重欠缺社会技巧而表现出的笨拙。
就以她投诉伟伦堂员工们安装太阳能板这件事为例，陈慧文认为，安装太阳能板的噪音，打扰了她家人（丈夫和儿女）的工作，所以义正言辞地跑去投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是给丈夫（伟伦堂的舍监）的工作“添堵”。
陈慧文的“霸道”和“强势”，更像是以自己的标准来阐释世界的简单粗暴。
虽然有时出发点是为了别人好，但如果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她就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
即使是想要他人听从自己的时候，她也只会用最不明智和最笨拙的方式（喋喋不休和发脾气）——这在本质上，和小孩子想要某种东西时的哭闹不休没有什么区别。
陈慧文出身富家，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长大，在两人婚姻的初期，陈慧文很可能的确在性格上会比较自我。
但很多新婚妻子，会在和丈夫/孩子的不断互动中，探索出适合彼此的沟通方式（这大概就是情感专家所谓的“共同成长”或者“驭夫有术”），而陈慧文在结婚30年后，却似乎依旧毫无头绪。
丈夫记忆里那个“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的年轻姑娘，也成了难以忍受的“恶妻”——这也就是这起案子的重点：张祺忠和陈慧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张思慧在庭审作证时，形容父母“成日都好开心、好sweet”，张祺忠则自称，自己和妻子的婚姻属于“开心”。
从表面上看，张祺忠也似乎是位“达标”的好丈夫，他会接送妻子去打球，周末和妻子一起去遛狗或看电影，外出旅行时也会拍摄不少夫妇合影，携子女与陈慧文共度母亲节……
（张思慧和张思博出庭作证）不过，在另一个版本里，张祺忠和陈慧文的夫妻关系，则没有丝毫的“sweet”可言。
陈慧贤称姐姐姐夫并不浪漫，在她的记忆里，自从孩子出生以来，就从未见过他们牵手或拥抱。
张思博也称母亲经常对父亲恶言恶语，埋怨他收入差，经常用“废”、“仆街”等字眼指责父亲，但张祺忠很少反击，只是“看起来很生气，怒目而视”。
张祺忠在审判中称，因为妻子将买楼全部归功于她自己，抹杀他的努力，因此觉得很受伤和不开心，但认为“发怒的时候对方应该理解到”，所以从未要求妻子“停止侮辱”。
除此之外，张祺忠还称，他认为就是要求，妻子也不会有所改变。
辩方认为，由于陈慧文经常在别人面前侮辱丈夫，形同精神虐待，导致张祺忠情绪控制能力受损，长期压抑自身情绪，经精神医师诊断，张祺忠在案发时已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所以影响了判断力和自制力。
（案件相关报道）虽然我不认为精神医师们对张祺忠的诊断有误，但辩方的这个论点，即他的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导致的，也有欠妥之处。
案发之时，张祺忠刚刚生了一场大病，在学校里也有派系间的不合和争斗，而且张的朋友称，案发之前张祺忠非常担忧自己的舍监地位可能不保（这意味着损失免费的住处和一大笔津贴）——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造成张祺忠抑郁症的压力源。
陈慧文的“指指点点”，对丈夫的伤害究竟有几分深，这个问题也许除了张祺忠本人，无人能够回答。
（警方2018年8月28日晚逮捕张祺忠）“巧克力酱”这件小事之下，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缺乏边界感和分寸感的家庭关系，在香港这个个体空间被压缩殆尽的环境里，家庭成员间经年累月的高密度相处，也会让所有的怨愤难以宣泄和逃离。
而我想在这段婚姻里，陈慧文一定是孤独的。
陈慧贤回忆，得知自己要去香港小住，陈慧文非常高兴，频繁地和她联系，然而陈慧文能和妹妹聊的，却只有育儿和投资——除此之外，陈慧文的生活里，显然没有其他的话题。
大约在案发六七年前，陈慧文曾向张祺忠提出过离婚，但丈夫不同意，陈慧文又提过分居（不涉及财产），张祺忠同样拒绝了。
虽然陈慧文经常在家人面前斥责丈夫不会赚钱和无能，但在银行办理开户时，她却自豪地称丈夫“富有而忙碌”。
而陈慧文提出离婚的原因，也和金钱没什么关系，是因为丈夫总是不在家，自己感到“无聊和寂寞”。
陈慧文对自己“炒房成就”的过分强调和对张祺忠收入的攻击，也何尝不是在用一种几乎疯狂、近乎绝望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在这场婚姻中的“价值”，这种价值感，显然是张祺忠没有满足的。
所以陈慧文只能将这种情感上的价值诉求，等同于更容易计算（却也更可悲）的货币价值，那五处房产就成了她在30年婚姻里唯一的成绩。
出身富家而并不聪明的陈慧文，为了教育儿女“阅读育儿书无数”，为了积累家产省吃俭用锱铢必较，虽然她在大部分旁观者眼中，一个情商低下、不明智不懂事的“恶妻”和“泼妇”，但在这30年的婚姻里，陈慧文的的确确一直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无比用力地经营着这段婚姻。
2020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张祺忠谋杀罪成，依例判处终身监禁，主审法官彭宝琴判刑时说，案件对被告及其家人均是悲剧。
在外人看来，张祺忠一家无疑是令人羡慕的。
张祺忠与妻子相伴30载，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
两人的儿女也很有出息，学业有成，工作体面。
但关起门来，这个表面美满的家庭背后，却是紧绷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或许都不是那么幸福。
或许，在追求符合社会期待的“理想幸福模板”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所谓的幸福，究竟是什么。
*因为本案发生在香港，文内资产为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