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怨》原型：一人分饰三角，是多重人格还是恶意操控，虐童背后谁是主谋？
2007年发生在捷克的一起离奇的收养儿童案。
此案在捷克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文媒体报道此案时也用了“捷克惊爆邪教食人案”等等标题。
案情不仅曲折离奇，更是匪夷所思，充分暴露了人性的黑暗。
美国的惊悚电影《孤儿怨》直接取材于这起案件，但案件本身的黑暗复杂程度却远超电影。
（《孤儿怨》电影海报）
黑幕一角
2007年5月7日，生活在捷克小镇库里姆（Kurim）的爱德华·特里迪（EduardTrd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这天清晨，他满怀喜悦的心情，在布置妥当的婴儿房里安装婴儿监视器。
（爱德华·特里迪）
在调试屏幕的过程中，他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画面。
他看到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浑身赤裸着，双手被绑住。
图案的像素非常低，他依稀能辨别出小男孩是在一个光线非常昏暗的小黑屋里，明显是一个不属于他家的陌生地方。
很明显，特里迪的婴儿监视器串台了，应该是附近的哪户人家和他使用了相同型号的机器。
（婴儿监视器串台好像是常有的事，美剧《摩登家庭》中就有类似情节）。
特里迪没有多想，也许，这个男孩是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玩被绑架的游戏，随后，他按原计划去医院探望了妻子和孩子。
下午5点，特里迪回到家中，继续调整他的监视器。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已经快一整天了，之前的那个小男孩依旧被捆绑着，而且还趴在地板上吃着什么东西。
这明显不是一个游戏！特里迪震惊了，他立马保存了画面，然后报了警。
警察很快赶来，看过监视器中的画面后，随即展开调查。
因为婴儿监视器的使用范围很有限，所以警察很快就锁定了特里迪家附近的几栋房屋，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家中是否有一个小男孩？”
29岁的克拉拉·莫罗瓦(KláraMauerová)打开了门，面对警察的询问，她说家中只有13岁的女儿安娜（Anna），而且她生着病，很害怕陌生人的惊扰。
因为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警察很快就离开了，继续去询问其他人家。
幸运的是，在警察上门询问的过程中，特里迪一直在家中看着他的婴儿监视器。
他从监视器中听到了警察和克拉拉的谈话。
这下警察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去搜查克拉拉的家。
搜查过程中，克拉拉之前所说的13岁的女儿安娜反应极其强烈，一直使劲地尖叫。
警察发现，屋内楼梯下的一个上了锁的小房间很可能就是监视器里的那个小黑屋。
克拉拉拒绝交出钥匙，并声称她租下这套房子的时候，这个楼梯间就是上着锁的，房东也没有给过她钥匙。
警察害怕破门而入会伤害到可能在房间里的孩子，于是打电话给消防队请求专业人员和设备的支援，以非强力的方式打开门。
克拉拉在这个时候也打电话给姐姐卡特琳娜·莫罗瓦（KateřinaMauerová）,让她赶紧回家。
卡特琳娜比克拉拉大两岁，两人都住在这栋房子里。
当消防员赶到时，卡特琳娜和克拉拉姐妹俩以及13岁的安娜一起坐在家门口，试图阻止消防员进入她们的家中。
安娜穿着格子连衣裙，戴着眼镜，身高不到1米6，非常瘦弱，一眼看上去就是个青春期的女孩。
据其中的一个消防员回忆，安娜的举止非常奇怪，她半坐半爬的围绕在克拉拉姐妹俩身边，像个婴儿一样发出一些无意义的声音，摇晃着自己的身体。
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有病的、发育不良的孩子。
（安娜）
卡特琳娜和克拉拉做了几次无效的抵抗后，很快就被制服了。
安娜却表现的非常暴力，拼命地去踢打，抓挠消防员。
最终消防员还是打开了楼梯间的门。
首先，击中现场每一个人的是房间里瞬间涌出来的气味——累积了几个月的人体排泄物和呕吐物散发出来的气味。
然后，大家看到是一个脸色苍白、浑身赤裸的小身影，平静地坐在这些秽物之中——他就是婴儿监视器里的那个小男孩。
情景太过可怕，当场就有警察质问克拉拉，为什么会如此虐待一个孩子。
克拉拉当时回答说：“你们不会知道的，你们不可能理解这些。
”
（楼梯间内）
警察必须立马拍下犯罪现场的照片作为证据。
当警察举起照相机时，小男孩的一个举动又使在场的所有办案人员的心迅速沉下去，还没有松绑的他竟然径直跑到镜头前，然后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克拉拉和卡特琳娜被当场逮捕。
审问过程中，克拉拉只告诉警察，这个男孩是她的八岁的小儿子安德瑞（Ondrej）。
除此之外，她一直表现的心烦意乱、语无伦次，警察无法从她身上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相反，姐姐卡特琳娜却镇定自若，她告诉警察，安德瑞是在模仿哈利波特，那个小房间是他最喜欢的游戏场所。
当被问道为什么房间会如此的污秽不堪，以及为什么安德瑞在“玩耍”时必须赤身裸体和双手被捆绑，卡特琳娜无言以对。
（左一是克拉拉，左三是卡特琳娜）
安德瑞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检查治疗。
安娜则由布尔诺儿童中心接管。
住在这栋房子里的，还有一个孩子——克拉拉的大儿子，十岁的雅各布（Jakub）。
当警察搜查他家时，雅各布正在上学。
随后，雅各布也住进了布尔诺儿童中心。
根据医院的记录，两个男孩的手臂和背部都有长长的伤疤，是被尖锐物体砍伤所致。
他们的腹股沟还有奇特的苍白伤痕。
除此之外，安德瑞的臀部有一块大面积的圆形伤疤。
当然，除了身体上明显的伤痕之外，兄弟俩的精神状态也显示出他们遭受过虐待，有严重的心理创伤。
夜晚来临时，安德瑞就会处于极度恐惧之中，不停做噩梦。
哥哥雅各布在儿童中心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埋首于书本间，避免与人发生目光接触。
每一个接触到安娜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她有一些精神疾病。
她对于母亲克拉拉的缺席有着严重的分离焦虑。
她拒绝洗澡，一旦有人想要接触她，她就会踢人、咬人、疯狂的尖叫。
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对她进行身体检查，只能通过暴露在外的皮肤粗略判断，她身体上好像有一些人为的伤痕。
家庭背景
由于克拉拉和卡特琳娜完全不配合警方的审问，警方试图从她们的家庭关系入手，调查这起虐童案的根源。
克拉拉和卡特琳娜出生和成长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的一个中产家庭里。
父母关系和睦融洽，膝下有三女。
卡特琳娜是他们的大女儿，克拉拉是最小的孩子，他们还有一个二女儿加布里埃拉。
一家人的关系非常紧密，经常一起外出度假。
克拉拉父母的朋友们都说这是一个正常、有爱的家庭。
（克拉拉姐妹的父母）
97年初，18岁的克拉拉意外怀孕，孩子的父亲是她交往了一年多的男友拉德克·库法尔（RadekCoufal）。
怀孕不久，克拉拉就和库法尔结了婚，在97年的10月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雅克布，99年的9月他们又生下了小儿子安德瑞。
二姐加布里埃拉从小和克拉拉很亲密。
她说，克拉拉的成长过程中从未表现出任何的暴力倾向，她一直认为克拉拉是个非常好的母亲，有着令人羡慕的亲子关系。
（克拉拉和两个儿子的合影）
克拉拉的父母对他们的小家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他们提供经济帮助，看护孩子，允许夫妻俩和他们住一起，直到他们能够负担的起自己的房子。
在这样的条件下，克拉拉完成了大学学业，拿到经济学学位，并开始了作为秘书的职业生涯。
克拉拉的婚姻在2003年出现了问题，2004年克拉拉和库法尔友好地协议离婚。
克拉拉拿到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但爸爸库法尔也经常和孩子们见面，带他们去参加体育活动，外出郊游等等。
（孩子们的父亲库法尔）
2005的下半年，克拉拉的生活突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她收养了一个叫安娜的女孩。
克拉拉的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大吃一惊，他们从来没有听她说过想收养一个孩子。
一年后的2006年年底，克拉拉带着孩子们从布尔诺搬家到附近的小镇库里姆，姐姐卡特琳娜也搬过来和他们同住。
（克拉拉和安娜）
调查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安娜的消失
2007年5月12日，案发5天后的夜里，安娜在布尔诺儿童中心失踪了。
据警方推测，她从一楼的房间跳窗逃出了儿童中心，紧接着进入了附近的树林。
一个精神上有些问题的女孩独自游荡在树林里非常危险。
警方当晚立刻使用红外线护目镜、警犬对树林进行精确排除，同时在周围社区挨家挨户的上门询问，却找不到安娜留下的丝毫踪迹。
这使得警方不得不推导出一个可怕的可能性，安娜可能是被人从儿童中心带走的，而这些人很可能与虐童案有关系。
现在，找到安娜成为了警方的第一要务，警方开始征集关于安娜的各种线索。
安娜的收养材料记录了她被克拉拉收养的整个过程。
安娜的生父和生母是一对瘾君子，他们碰巧认识了克拉拉的外祖母。
安娜本来就发育不良，有很多病，药物成瘾的父母还经常对她置之不理。
克拉拉的外祖母非常同情安娜，经常义务地照顾她。
2000年的一天，安娜的父母像往常一样，将安娜送到克拉拉外祖母的家中，之后一去不复返。
就这样，安娜在克拉拉外祖母的照料下一天天长大，直到2004年外祖母去世。
克拉拉认为她有义务继续照顾安娜，并且在2005年年底开始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
2006年，克拉拉和安娜建立了正式的收养关系，安娜随克拉拉的姓氏，成为了安娜·莫罗瓦。
（安娜·莫罗瓦）
之前克拉拉的前夫库法尔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和孩子们见面，但在2006年7月之后，这个常规被打破了。
克拉拉找各种借口不让库法尔有机会和孩子们共处许多时间，有时候库法尔甚至只能远远地看看他们。
渐渐地，克拉拉又用各种理由断绝了和其他亲人的来往（除了姐姐卡特琳娜）。
2006年年底，克拉拉举家搬到小镇库里姆。
同住的姐姐卡特琳娜每天开车从库里姆去布尔诺工作。
警方前去姐姐卡特琳娜的工作单位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例行询问，意想不到的是，姐姐卡特琳娜的同事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到诡异的新情况。
真实年龄和身份
卡特琳娜在日托中心的好几个同事在看过安娜的照片之后，都认为她和他们的一个叫芭波拉·斯科尔洛娃（BarboraSkrlova)的三十三岁的前同事十分相像。
卡特琳娜在成为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负责人之后很快就雇佣了芭波拉。
两人是好友，甚至住在同一套公寓里。
卡特琳娜告诉其中一个同事，她和芭波拉在同一所大学上学时就认识了。
（芭波拉·斯科尔洛娃）
在他们的印象中，芭波拉过去很丰满，但在2005年左右，她减掉了几十公斤的体重，随后从日托中心辞了职。
根据这些信息，布尔诺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说出了他们的疑惑。
他们和安娜接触过后，认为她看上去要比她声称的13岁要大。
夏天的衣裤暴露出她有很多的生长纹，通常成年人突然剧烈减重会容易出现这种纹路（和怀孕时出现的妊娠纹一样，都是体重急剧变化导致）。
警方专门审问了被扣押的卡特琳娜，安娜和芭波拉是否是同一个人？她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个问题十分荒谬。
当媒体了解到警方最新的调查结果后，全国上下都大吃一惊，一个十三岁女孩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这桩虐童案的走向越来越蹊跷了。
有一个流行的全国性小报，甚至给出10万捷克克朗（2400英镑）的悬赏，给提供安娜下落的人。
警察再次严格地审视了安娜的收养材料，希望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安娜的收养程序，一共有四个最主要的步骤：
一、参见法庭举办的监护权听证会，接受法官的询问；
二、接受心理专家的一系列评估；
三、提供安娜的DNA信息；
四、关于安娜和克拉拉外祖母的关系，克拉拉的母亲利斯卡需要在法庭上向法官发誓，证实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收养的第三个环节使得警方的调查有了重大突破。
他们比对了收养程序中留存的安娜的DNA和案发之后警方采集的安娜的DNA，结果显示，这两份DNA样本来自两个不同的人。
也就是说，当时留下DNA信息的那个女孩并不是现在大家所知的安娜。
至此，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文件证明安娜真实存在过。
2007年6月11日，安娜·莫罗瓦在法律的眼中不复存在。
好在有了DNA信息，警方很快发现交给法庭的这份DNA样本属于一个姓斯卡拉（Skala）的12岁小女孩。
她又是谁？和整个案件到底什么关系呢？无数的谜团等着警方去破解。
安娜/芭波拉现身
在安娜·莫罗瓦这个身份被正式从官方系统中移除的几天之后，2007年的6月15日，安娜在丹麦哥本哈根的捷克大使馆现身了。
因为身份的移除意味着安娜·莫罗瓦这个名字拥有的所有的身份证件都已失效，她前去捷克大使馆是为了获得新的护照。
这个“13岁女孩”这时才通过她的发言人向丹麦的媒体承认，在成为安娜·莫罗瓦之前，她就是33岁的芭波拉·斯科尔洛娃，卡特琳娜的好友及同事。
陪同芭波拉前去哥本哈根捷克大使馆的有还有四个捷克公民：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JosefSkrla）和他的三位好友，其中一个叫约瑟夫·柯林斯基的男人是捷克的一名前任警官。
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JosefSkrla）表面上是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们留待后文揭示。
芭波拉的母亲是一个重度酒精成瘾者。
在芭波拉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母离了婚，芭波拉和她的弟弟扬·斯科拉（JanŠkrla）跟随父亲长大。
芭波拉具有出众的音乐天赋（孤儿怨的导演也借鉴了这一点，赋予了暗黑萝莉这个特征），后来就读于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音乐系，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卡特琳娜。
前任警官柯林斯基是芭波拉的发言人，他对媒体说，芭波拉确实扮演了安娜的角色，但她没有恶意。
她这样做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孩子；只有成为一个孩子，她才会感到安全和快乐。
在丹麦媒体的眼中，芭波拉的表现的确有些孩子气，她总是紧紧抓住一只泰迪熊，央求她的父亲给她买冰淇淋和蛋糕。
因为芭波拉并没有被捷克警方正式通缉，捷克大使馆无权扣留她。
获得新的护照后，芭波拉同另外四人离开了，走之前她留下了一些作为DNA样本的头发，并表示完全愿意与捷克警方合作，就她所知道的每一个细节作证。
然而，在2007年8月，芭波拉切断了和捷克警方的联系，又一次消失了。
两个儿子的指认
就在警方深感挫败之际，布尔诺儿童中心向警方汇报了重要信息。
在儿童中心的精心照顾下，哥哥雅各布和已经从医院出院的弟弟安德瑞的精神状态渐渐地稳定下来。
在他们断断续续的吐露中，儿童中心大致了解了整个虐待过程和参与人员。
2006年之前的一切都很正常，然而2006年的暑期开始后，两个男孩的噩梦降临了。
克拉拉、卡特琳娜、两个男孩以及芭波拉（安娜）来到郊外的一个小木屋度假。
之后，一个叫南茜阿姨的女人和两名男子加入了他们。
在小木屋中等待雅各布和安德瑞的是两个铁丝做的狗笼子。
起初的几天，他们被关在笼子里面，吃喝拉撒睡都在笼子里面进行。
几天之后，他们被放了出来，面临的却是一轮更残酷的虐待。
首先他们的头部被套上黑布袋子，被带金属扣的皮带和竹竿殴打，被刀叉戳，被用烟头烫下腹部。
虐童者们还用热水缓慢地浇着他们——水温控制在既能够最大限度的引起痛苦却又不会留下永久性的伤害。
另外，安德瑞的头还被强制性的按进一个装满水的桶里。
周围还一直放着极其嘈杂的金属音乐。
诡异的是，施虐者们把他们头上的黑布袋拿走后，要求他们去挖掘两个浅浅的小坑，然后让他们躺在坑中，在他们耳边不断的重复：“你们死了，你们死了……”
不知为何，安德瑞承受了更多的酷刑（可能是因为年龄更小，更不容易透露给外人）。
整个虐童过程中最可怕、最令人作呕的一幕发生了，彷佛是为了给一场仪式画上句号：安德瑞被带出狗笼，施虐者们紧紧的按住他，妈妈克拉拉随后从他的屁股上割下了一块肉（就是安德瑞体检时臀部圆形伤疤的来源），随后在场的所有成年人分食了这块肉。
安德瑞没有给予任何的止痛措施，所有人都任凭他在那里滚动着、尖叫着，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
据参与这一次汇报的一名办案人员回忆：“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所有当时在小木屋里的成年人付出他们应付的代价！”
之后安瑞德被带进卡特琳娜工作的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一间地下室。
他被铁链拴在一张桌子的旁边，由南茜阿姨监管。
在小木屋出现过的两名男性，一个会给安德瑞带饭，一个会周期性的带他出去放风。
2006年的暑期结束后，雅各布回到了学校。
当然，他受到了严厉的告诫，不能和任何人谈论家中发生的事情。
由于克拉拉给相关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份关于安德瑞听力缺陷的诊断书（体检表明安德瑞的听力没有任何问题），安德瑞被允许在家接受教育，于是安瑞德便一直被监禁在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地下室里。
2006年年底，克拉拉从布尔诺搬家到库里姆，安德瑞的监禁场地便从地下室变成了楼梯间，直到2007年5月7日，特里迪从婴儿监控器里看到了安德瑞。
五大嫌疑人和一个宗教组织
至此，警方确定了6名参与虐童的嫌疑人。
克拉拉、卡特琳娜以及芭波拉。
汉娜·巴索娃（HanaBašova），即孩子口中的南茜阿姨，也是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一名正式员工，卡特琳娜的同事。
（汉娜·巴索娃）
孩子们提到的两名男性。
扬·斯科拉（JanŠkrla），芭波拉的弟弟，在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地理系就读。
（扬·斯科拉）
杨·图雷克（JanTurek），一名企业家，经营一家犬类收容所，为好斗“犯事”的狗提供康复训练服务。
关押雅各布和安瑞德的两个狗笼就是他提供的。
（杨·图雷克）
值得注意的是，扬·斯科拉和杨·图雷克都曾经是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兼职员工。
可以说除了克拉拉之外，其余的嫌疑人都是或者曾经是这个日托中心的员工。
然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些嫌疑人之间不仅仅是同事关系，他们六人，包括克拉拉，同属于一个名叫“蚂蚁行军俱乐部”的宗教组织。
上文我们提到一个姓斯卡拉的12岁小女孩，她在克拉拉的收养程序中，顶替芭波拉，提供自己的DNA信息给法院。
她的父亲也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
而这个俱乐部的创办者和领导人正是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JosefŠkrla）。
在1990年代，约瑟夫·斯科拉创办了名为“蚂蚁行军俱乐部”的宗教团体，是遍布欧陆的宗教教派圣杯运动（GrailMovement）的一个分支。
警方猜测如果这起虐待案和宗教目的相关的话，那么除了这六名嫌疑人之外，很可能还有别的教徒以其他方式参与其中，但警方没有发现证据支持这一点。
在2007年年底，案件陷入僵局之中。
除了杳无音讯的芭波拉外，其他五名嫌疑人都已被拘留，但他们都紧紧地闭着嘴。
只有克拉拉会对她的行为表示后悔，但当警方试图开始讯问细节时，她便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虽然警方已经可以将目前的五名嫌疑人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但是缺少对芭波拉的审讯，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案件就不能够结案。
没有人料到，芭波拉会在一年之后，以一个比“13岁女孩”更令人震惊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
芭波拉会以何种方式，何种身份回归呢？
亚当·法尔纳 2008年1月5日，在挪威最北的城市特罗姆瑟市的极夜里，一名男子走进一家连锁汽车租赁公司，归还他前几周在奥斯陆租借的一辆车。
警察突然持枪冲了进来，命令这名男子躺在地板上，并给他带上了手铐。
这名男子名叫米哈尔·里哈（MichalRiha），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和一名十三岁的男孩在一起，而这名男孩在几周前被人从奥斯陆的一家孤儿院匆匆带走，明显是被拐骗走的。
这名男孩名叫亚当·法尔纳（Adam Fahrner），是捷克剧作家马丁·法尔纳（MartinFahrner）的儿子。
法尔纳在2007年的夏天结束时和家人从捷克移民到挪威，一直在奥斯陆的一家先锋剧场工作。
2007年的9月，法尔纳的妻子海伦娜带着他们的其他孩子又回到了捷克，只有父亲法尔纳和亚当留在了奥斯陆。
当月，亚当就开始在奥斯陆的一所学校上学了。
从外表上看，亚当就是一个普通的13岁男孩，短短的头发，有着青少年常见的愤世嫉俗的表情，非常喜欢玩滑板。
不过，有些人觉得他看上去至少有16岁。
他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某种精神创伤的痕迹，他很多时候都很紧张，害怕很大的声音。
有一次，一位老师走进一间教室，砰的一下关上门，并向全班同学热情的大声问好，回头一看，亚当已经歇斯底里的崩溃了。
(亚当·法尔纳) 接着，亚当对老师讲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故事，揭示了他的创伤来源。
他说他的父亲常年虐待他，并将他作为性工具出租给年长的男性。
他的故事非常具体，详细描述了他遭受的各种暴行。
于是在2007年的12月初，法尔纳被剥夺了对亚当的监护权，并因涉嫌虐待儿童被捕。
亚当则被安置在奥斯陆的一家孤儿院里。
12月16日，这家孤儿院为孩子们组织了一次郊游。
在外出时，亚当突然冲进一辆一直在附近晃悠的汽车，随后这辆车便加速离开了。
虽然看起来亚当的逃跑是自愿的，但大家还是立即紧张起来，认为亚当有可能是被父亲法尔纳的那些罪恶的“客户”给带走了，那些“客户”害怕亚当会暴露他们的身份，很可能会伤害他。
全国范围内的搜寻行动开始了。
挪威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上都是亚当的脸，向全国征集关于亚当的线索。
不到一个月，警察找到了亚当，并逮捕了和他在一起的男子米哈尔·里哈，这便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的确，就是他在孤儿院郊游的那一天开车将亚当带走的。
接着，在场的警察震惊了，“十三岁男孩”亚当，真实身份原来是“三十四岁女性“芭波拉·斯科尔洛娃（07年时33岁）。
芭波拉不知道的是，她这次现身所面临的状况已经和在丹麦的那一次完全不一样了。
捷克警方已经发出了对于她的逮捕令，挪威警方毫不犹豫地逮捕了她。
（芭波拉被逮捕）芭波拉立即被挪威警方引渡回捷克，她于2008年的1月9日抵达布拉格。
她被媒体拍到，身穿一件笨重的大衣，戴着帽子，手里还紧紧抓着一只泰迪熊。
（芭波拉被引渡回捷克）让我们放下虐童案，先来看看芭波拉是如何成为亚当的。
不出所料，这依然和蚂蚁行军俱乐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上一次，即2007年的6月，芭波拉在丹麦现身时，她的身边陪伴有四名男子。
除了充当她发言人的前警官之外，其他人都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
而这次在挪威伴随着芭波拉（亚当）出现的两名男子，接走她的米哈尔·里哈以及“亚当”的父亲法尔纳，包括他的妻子海伦娜·法尔纳，也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这对夫妻确实有一个名叫亚当的亲生儿子，但真正的亚当在2007年的9月随海伦娜一起回到了捷克，而芭波拉就以他的身份继续藏在挪威。
“母亲”海伦娜还以“亚当”的身体状况为由，让“亚当”可以免上体育课，这样，芭波拉在学校时就不必在任何人面前换衣服了。
尽管法尔纳被芭波拉陷害入狱，但他在被审问的过程中一直避免暴露她的真实身份。
幸好，一旦真相大白，他的所有指控就都撤销了；不幸的是，他被捕后失去了工作，在挪威的生活也结束了。
但至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芭波拉要陷害法尔纳，从而失去她在挪威的保护伞。
芭波拉很快被移交给布尔诺警方，经过DNA比对，她就是“安娜”。
2008年4月2日，在安德瑞遭到虐待被发现的十一个多月之后，涉及虐童案的六人全部落网，警方正式结束了调查。
至此，整个案件的档案，包括证词，收集的证据和专家的分析报告，超过了六千多页。
审判开始2008年4月2日，六名被告被正式起诉。
控方起诉此六人虐待未成年人以及剥夺未成年人自由，克拉拉、卡特琳娜、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被寻求十年刑期，而芭波拉·斯科尔洛娃和杨·图雷克则被要求八年刑期。
1、第一次开庭 第一个走向审判席的是克拉拉·莫罗瓦。
虽然芭波拉在丹麦时就承认了她伪装成“安娜”的事实，但克拉拉一直都不相信，她认为是警方在伪造事实，愚弄她。
但当芭波拉被引渡回捷克时，克拉拉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欺骗、被利用，自己用尽心血照顾的十三岁养女居然是一个三十四岁的骗子。
知道了真相的她非常愤怒，决定在法庭上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
克拉拉说，2004年的秋天，卡特琳娜告诉她：她在一个秘密组织的命令下照顾着一个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来的女孩。
这个女孩在整个童年时期都遭受了可怕的性虐待，现在还得了严重的白血病，活不到16岁了。
这个女孩名叫安娜，她非常渴望有一个真正的母亲能够陪伴她走过最后的日子。
而卡特琳娜认为克拉拉是非常合适的母亲人选。
虽然克拉拉很愿意帮助安娜，但是她非常犹豫，毕竟照顾一个病童是一项很大的责任和负担，她已经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卡特琳娜接着劝说她，她会搬来同住，一起照顾孩子，还说那个秘密组织指派了一名医生给她，会给她们非常细致的指导。
最后，克拉拉同意了，2005年年底，安娜和卡特琳娜一起搬进了克拉拉的家。
照顾安娜比克拉拉想象的还要困难好几倍。
在那名医生的短信指导下（医生只跟卡特琳娜联系，克拉拉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克拉拉每天夜里都要给安娜做康复按摩，有时一夜甚至长达八个小时。
她甚至还被“医生”要求按摩安娜的隐私部位，以建立一种“母女联结”。
安娜在情感上也非常有占有欲，她时时刻刻都要克拉拉关注着她，一有不满，就以自杀相威胁。
克拉拉总是尽其所能地安抚她，尽可能让她在有限的生命里感到开心。
但克拉拉开始感到心力交瘁，她经常一晚上都睡不到三个小时。
而这时雅各布和安德瑞开始在妈妈面前故意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想和安娜争夺母亲的关注。
压力使得克拉拉在脑海中夸大了两个男孩的行为问题。
卡特琳娜以及那位医生也都认为两个男孩的问题非常严重，需要进行矫正，而刚好他们所处的秘密组织有一个很好的行为矫正项目。
（即上文提到的可怕的小木屋之行） 克拉拉说她完全没有参与计划，只是被要求当天一起去小木屋。
她说是卡特琳娜和那位医生制定了整个计划，接下来的一系列虐待都是由卡特琳娜指挥，由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和杨·图雷克执行，她自己协助。
安娜也参与了一部分，她在卡特琳娜的命令下，将安德瑞的头按进了水桶里。
克拉拉说，从小木屋开始，到楼梯间内的囚禁虐待，她都被卡特琳娜和医生告知这些都是矫正孩子扭曲行为的必要手段。
她还说她从来也不是约瑟夫·斯科拉那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她对这个宗教团体的唯一接触就是几年前卡特琳娜给她的一本书。
她还供认，在收养“安娜”的过程中，也是卡特琳娜和医生制定了那个冒充计划，并安排一个真正的12岁女孩代替安娜参加听证会和留存DNA。
卡特琳娜向她解释，这样是为了不让那个人口贩卖组织追踪到安娜，从而给她们全家带来危险。
卡特琳娜还以同样的理由编造了安娜和她们的外祖母的关系，而她们的妈妈并不知道安娜的真实身份，出于好意帮她们在法庭上做了伪证（法庭证实了这一点，后来没有追究姐妹俩妈妈的责任）。
克拉拉是六名被告之中唯一一个承认了自己罪行的人。
杨·图雷克向法官表示，他既没有参与也不知道关于对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
在小木屋里的两个狗笼的确是他借给卡特琳娜的，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卡特琳娜借狗笼的真正用意，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小木屋，他也否认自己是那个宗教团体的一员。
汉娜·巴索娃和扬·斯科拉同样竭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卡特琳娜在第一次庭审时将大部分指控都归咎于克拉拉所说的那位医生的安排，然后拒绝进一步回答问题。
芭波拉则又说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她说她不是自愿变成安娜的，是卡特琳娜和克拉拉一起对她实施身体虐待和心理虐待，再加上一些大剂量精神类药物的作用，她才被迫扮演安娜。
她对安德瑞做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也是无奈之举。
她还声称自己和安德瑞一样，都曾经被锁在帕普尔斯卡日托中心的地下室里。
她的施虐者们在那里训练她接受不同的名字和身份，要求她对每个角色进行长达数小时的模仿训练。
如果她不小心犯了错，就会立即遭到殴打。
她的意志一直在磨损，直到她不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安娜就被塑造成功，取代了芭波拉。
至今，她的身上还有很多遭受虐待之后留下的伤疤。
用芭波拉的话来说，包括卡特琳娜在内的施虐者们所做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把她卖给“对孩子们做丑恶事情的邪恶男人”。
她曾多次被蒙住双眼，被她看不见的男性折磨。
不过她记住了一个名字，一个叫汉森的男人。
当她被绑在桌子上时，他割开了她的衣服，性侵了她。
她还说，她从布尔诺儿童中心逃走是害怕被人发现她的真实年龄。
她在两个她不能说出名字的人的帮助下跳出了窗口，来到树林里，也是他们把她一路送到了丹麦。
在丹麦，她被允许见了父亲。
随后，她又被带到挪威，法尔纳（芭波拉在挪威的“父亲”）强迫她接受了亚当的身份。
她还声称，逃跑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她在丹麦和挪威时仍然需要为“顾客”提供服务。
最后，她说，因为她的施虐者们都已经被警方逮捕了，所以她现在才可以说出真相。
那么，芭波拉是否真的遭受了可怕的虐待和性侵呢？ 2.精神鉴定 鉴于庭审的情况，法院决定休庭，一方面请第三方团队对三名主要嫌疑人进行精神鉴定，一方面根据嫌疑人的供述进行一些补充调查。
布拉格的莫托尔大学医院组织了八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两个多月的会诊，最终出炉了嫌疑人的精神分析报告。
克拉拉精神正常，但是具有依赖性人格和表演型人格障碍。
她渴望获得外界的认可和喜爱，并且如果没有权威人士的批准和指导，她无法为自己做出任何决定。
姐姐卡特琳娜则正相反。
她聪明、有创造力、自信，具有天生的权威感，善于操纵他人；另一方面，她极端以自我为中心，与社会疏离，缺乏与他人共情的能力，有一定的反社会人格倾向。
芭波拉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精神疾病，也没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存在（和检方的精神专家对芭波拉的检测结果一致）。
简单来说，芭波拉清醒地做着每一件事，她需要对她所做的一切负责任。
但是芭波拉的身上同样存在着两种人格障碍。
第一种是表演型人格，第二种是多重人格障碍。
然而报告指出，芭波拉知道自己在干嘛，并有目的扮演不同的角色。
专家在第二次庭审时说：“她是在故意充当被操纵的受害者，表现为明显的欺骗和内在操纵他人的欲望。
” 3.第二次庭审 2008年10月16日，在距第一次开庭的半年之后，法庭开始了第二次审判。
法尔纳（芭波拉在挪威的“父亲”）和妻子海伦娜出庭作证。
法尔纳说在十年前他刚加入蚂蚁行军俱乐部时，就认识了芭波拉，但是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在2007年5月，芭波拉突然被另外两名俱乐部的成员带到他在捷克的家中，要求避难。
他和海伦娜在了解了整个情况之后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因为他们原本有移民挪威的计划，芭波拉便主动要求冒充他们的儿子亚当，使用他的证件，一起前往挪威（没有提到真正的亚当要怎么办）。
芭波拉随后改变装扮，并要求所有人都称呼她为亚当。
在挪威定居时，芭波拉对她的居家状态十分不满，她说，她需要一个和人交往的社交渠道，她决定以亚当的身份去上学。
法尔纳夫妇试图以暴露身份的风险来劝说她放弃这个想法，但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了。
芭波拉在平时的生活中也表现出十足的控制欲和情感要求。
海伦娜开始担心自己和孩子们最终会沦落到克拉拉一家的地步，于是她留下法尔纳一个人应付芭波拉，自己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捷克。
不久法尔纳就被芭波拉构陷入狱，接着所有的盖子都被揭开了。
除了精神病学专家的报告和证词，法庭请来的第三方外科医生也上庭作证。
芭波拉在第一次庭审时声称身上的很多伤疤都是虐待的结果，但医生说，这些陈旧的疤痕来源于芭波拉在二十岁左右时的两次手术。
她胸部的两道对称疤痕来自缩胸手术，她腹部的众多疤痕则来源于抽脂手术。
另外，她宣称自己被多次性侵也是一个谎言，医学检查表示芭波拉依然保留完整的处女膜。
此外，她也没有任何她所宣称的疾病，身体里也没有发现服用过大剂量精神药物的痕迹。
《孤儿怨》电影里的暗黑萝莉是因为患有垂体机能减退症才能够一直保持着孩童的体型，但现实中的芭波拉看来则完全是靠减肥和演技。
当然身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男性人均身高将近180，女性将近170的欧洲中北部，芭波拉不到160的娇小身材刚好可以扮演青春期的孩子。
就在所有的证据证词都指向芭波拉是个十足的骗子时，在第一次庭审阶段一直保持沉默的卡特琳娜开口了。
她说她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是因为她不想伤害她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是妹妹克拉拉；一个是从大学开始，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了十几年的芭波拉。
当芭波拉故意操纵克拉拉的指控几乎被坐实时，她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她说她在1996年读大学期间认识了芭波拉，而后者一直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甚至有一次因为泡澡时不关水龙头导致合租的公寓被淹。
同时因为芭波拉的母亲是一个酒精成瘾者，经常忽视芭波拉，于是芭波拉一直渴望被爱被照顾。
卡特琳娜一直承担着照顾芭波拉的责任，但后来芭波拉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她感觉自己一人无力照顾她。
她希望克拉拉能够帮助她，一起照顾芭波拉，但是只有把芭波拉装扮成一个孩子，克拉拉才有可能同意这个要求。
后来的对于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行为，只是因为她被她的一个医生朋友洗了脑，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惩戒手段。
这时，检方当庭驳斥她，经过他们的补充侦查，一直以医生名义给她发短信指示的那个手机号就是她本人办理的。
换句话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医生，卡特琳娜虚构医生这个人物就是为了更加方便的欺骗和控制克拉拉。
这时在一旁的克拉拉彻底崩溃了，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大声喊道：“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之后，卡特琳娜再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后，检方发言。
检方提出，所有的证据和证词都表明，所有的被告都参与了对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待，接着着重强调了三名主要参与者的罪行。
卡特琳娜故意操纵他人，一手策划执行了整个的虐童恶行。
身为被操纵的受害者不是克拉拉虐童的借口——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她严重背离了身为母亲的天职。
芭波拉的每一次欺骗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清醒、独立的判断，她故意迎合卡特琳娜的操纵，其实也是通过对克拉拉的情感压榨，从而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和操纵欲。
（电影中母亲的人格强大，识破了邪恶萝莉的阴谋） 检方请求对此三人给予虐童罪的最高刑期——十年有期徒刑，其他从犯可以适当减轻刑期。
克拉拉的辩护律师从克拉拉的被操纵的受害人角度为她进行辩护。
芭波拉的律师强调芭波拉的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坚称她患有精神疾病。
而卡特琳娜的辩护律师则不知所云，大部分时间反而是在替芭波拉进行辩护。
最后的被告人陈述阶段，除了克拉拉反复强调自己的受害人身份之外，其他五人都放弃了这项权力。
2008年10月24日，法官宣布判决如下。
卡特琳娜被判虐童罪的最高刑期十年，克拉拉的刑期为九年。
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获刑七年，杨·图雷克获刑五年，芭波拉也仅被判刑五年（法院考虑到她基本没有直接地参与虐童）。
由于卡特琳娜和芭波拉从来没有吐露过她们的真实动机，所以对于此案的犯罪动机，外界有各种猜测。
动机之谜 理论一：邪教组织的某种宗教仪式。
由于此案从头到尾都有圣杯运动的分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参与，很多人断定这是一个邪教组织，虐童是为了完成某种祭祀仪式。
而俱乐部的创办者和领导者，芭波拉的父亲约瑟夫·斯科拉，才是隐藏在虐童案之后的终极大boss，是他策划了这一切。
警方最早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但是除了在案发之后的芭波拉逃亡之路上，约瑟夫·斯科拉直接介入，帮助她藏身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参与了虐童案。
理论二：出售虐童录像进行敛财。
第二个假设来自于在库里姆的楼梯间里发现的摄影设备。
除了婴儿监视器，楼梯间内还有一套价值不菲的高清摄影设备。
同时，警察还发现了一卷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录像带，内容是安德瑞赤裸被拴在楼梯间内的情形。
再加上之前安瑞德对着摄像头几乎条件反射式的微笑，警察怀疑虐童是为了制作录像带，然后高价出售给虐待狂恋童癖人群，谋取暴利。
但是警察没有在网络上找到任何关于雅各布和安德瑞的虐童视频和照片。
理论三：卡特琳娜的虐待狂恋童癖及操纵狂本质。
这点应该也是检方所持的观点。
在第三方精神测试之前，检方的精神病学专家指出，卡特琳娜具有虐待狂和恋童癖的性倾向，还特别善于操纵他人。
而卡特琳娜和克拉拉的人格特质刚好符合经典的操纵者和易被操纵者的特征。
卡特琳娜抓住妹妹的弱点，轻易地利用她为自己的欲望服务。
上文提到的那个三个半小时的录像带很可能只是卡特琳娜为了个人欲望而录制的。
另外，上文还提到克拉拉说，经常被医生要求按摩安娜的隐私部位，以建立一种“母女联结”，而这个任务经常由卡特琳娜替代克拉拉完成。
由此推测，将芭波拉打扮成孩子并发生亲密接触，可能也折射了卡特琳娜的一部分欲望。
当然克拉拉既是受害者也是共犯。
安娜被完美的包装，以吸引她的弱点——“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好母亲”，并从卡特琳娜和虚拟的医生那里得到认可。
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成为安娜的完美母亲”这件事上，以至于她的母性本能也从自己孩子身上转移到了安娜身上。
芭波拉本身不仅具有强烈的表演型人格，同样有极强的控制欲，从操纵他人的情感上获得快感，甚至十分愿意看到被操纵者陷入悲惨的境地（结合养母克拉拉和所谓的养父法尔纳的经历来看）。
虐童案完全是她和卡特琳娜合谋的结果。
另外虐童案的直接参与者汉娜·巴索娃、扬·斯科拉、杨·图雷克这三人，不仅仅是蚂蚁行军俱乐部的成员，还都曾经在卡特琳娜负责的日托中心工作。
作为工作中的权威人物，也许再加上一些宗教教义的洗脑，笔者怀疑反而是卡特琳娜利用了这个组织，让它的一部分成员成为了自己恶行的帮凶。
而芭波拉的父亲可能只是在她陷入麻烦之际，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组织教内成员帮助她逃离捷克，给她提供容身之处。
理论三是本文作者考利的推论，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只能猜测。
理论四：卡特琳娜和芭波拉的同性恋情人关系和卡特琳娜对于克拉拉的嫉妒。
编辑部里的袜皮与王大力在和考利进行讨论后，大家一致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卡特琳娜依旧是黑暗大boss，但是她并不是一个恋童癖，因为芭波拉的生理特征还是成年人。
两人之间长久而又奇怪复杂的关系实质上是同性恋情人的关系。
之前有两条很孤立的信息，考利认为不重要，就没有提及。
但袜皮提出这个观点之后，这两条信息刚好就成了佐证。
第一，当时警察去搜查克拉拉家的时候，发现安娜（芭波拉）是对着卡特琳娜叫妈妈的。
第二，有人和她俩一起参加过一个露营活动，大家都是各人住各人的帐篷，只有卡特琳娜和芭波拉是共用一顶帐篷的，那人当时就觉得她俩可能是情侣关系。
对于第一条，她俩可能像一些情侣之间的角色扮演，一个喜欢装成小孩，把另外一个当作爹/妈。
（参见北大包丽案，牟某翰最初就是叫包丽妈妈的）。
卡特琳娜和芭波拉的相处过程中，芭波拉喜欢装成孩子，并且极其的黏人。
卡特琳娜因为工作等一些原因无法完全满足她的需求，于是都以操控他人为乐的两人决定找一个免费的保姆。
这时候，刚刚离婚比较脆弱，性格本身也很软弱的克拉拉成为了她们的目标。
克拉拉自小和二姐加布里埃拉关系更好，父母也对最小的克拉拉帮助更多、付出更多。
强势的卡特琳娜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家庭中被孤立了，选择妹妹作为目标，可能也有嫉妒报复的成分在内。
当两个男孩开始和芭波拉争夺克拉拉的母爱时，卡特琳娜觉得他俩会破坏她们的计划，她必须将两个男孩和克拉拉之间的亲情切断，而丧失了母爱本能的克拉拉也更容易被她们完全控制。
于是，卡特琳娜便利用她的工作下属，再辅助一些宗教方面的洗脑，成功制造了这出人伦惨剧。
大家是怎么看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尾声 审判结束后，克拉拉的父母得到了两个外孙（雅各布和安德瑞）的监护权，他们终于离开儿童中心，回到了家中。
他们定期地接受心理治疗，希望能够淡化可能伴随一生的阴影。
三年之后，他们开始去看望狱中的母亲，第一次的见面是艰难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母子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地修复。
2013年，克拉拉假释出狱。
二姐加布里埃拉给她提供了住处，还帮助她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
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她常常陪伴着两个孩子，虽然不被允许和他们住在一起。
姐姐卡特琳娜也于2014年假释出狱。
关于她后来的信息很少，只知道她的家庭，包括克拉拉在内，都拒绝和她相见。
芭波拉和其他的从犯也都提前出狱了，之后都消息全无。
据一个网站说这是芭波拉的近照。
但没人知道，她现在在哪，又在扮演着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