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成首位登上美国货币的亚裔：从洗衣工女儿到国际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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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弘扬英勇女性的贡献和美国的多元文化遗产，美国铸币局每年会选出五名女性参与杰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
上个月本年度名单公布，黄柳霜成为首位出现在美元上的亚裔美国人，印有她肖像的25美分硬币已于10月24日在美发行。
黄柳霜的名字曾出现在刘玉玲的感谢词中。
作为第二位在星光大道留名的亚裔影星，刘玉玲感谢首位留名星光大道的亚裔演员黄柳霜为她和其他演员开疆辟土。
（左为刘玉玲，右为黄柳霜）年代久远，很多人对黄柳霜的了解或许就仅限于此。
无论是在搜索引擎还是各类文章里，她的标签离不开这串关键词：好莱坞华人影星第一人。
这是她最闪光的头衔，也是她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面。
但是在我翻阅黄柳霜的资料时，也感受到了她所处时代的局限和家庭的压力。
她在其中的挣扎和攀爬，让她跨越时间和空间，有了更鲜活立体的形象。
原生家庭黄柳霜是出生在美国加州的第三代华裔，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在1855年第一批“淘金热”时移民到加州。
黄柳霜出生时，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持有极端偏见，这种环境也注定了她终生要与种族歧视带来的限制抗争。
（黄柳霜）黄柳霜的父亲名叫黄善兴，他幼年丧母，10岁时，其父又为救一位掉入井中的女子不幸身亡。
作为孤儿长大的黄善兴感受过白人针对华人移民的挑衅和敌对，虽出生在美国，但相比“美国人”，他更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黄善兴19岁时已攒下足够的老婆本，26岁那年回台山老家娶了小自己8岁的李氏。
李氏生下儿子黄斗南之后，黄善兴返回美国。
回美之后，黄联系李氏让她和儿子黄斗南一起到洛杉矶来。
李氏不愿意，她希望儿子能留在老家长安村维持这一支的香火，还主动提出让黄在美国再娶一位妻子，于是黄在美国对外宣称李氏已经去世。
李氏的选择在当时当地很普遍，台山的众多妻子都有这样一个漂泊在外的丈夫，靠着丈夫留下的财产和后来寄的钱，她活到了78岁。
儿子黄斗南在父亲的要求和资助下一直读书到30岁，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成为学校教员。
后来，黄善兴还曾要求黄柳霜把一部分收入拿出来补贴同父异母的哥哥，黄柳霜没同意。
黄善兴对其他儿女的学业非常看重，他的孩子也几乎都读到大学毕业，唯独黄柳霜例外。
（黄柳霜）黄善兴比大部分美国华人男子经济条件略好，能负担得起再娶妻的费用，从台山回到美国的那一年，“丧妻”的他经华裔媒人介绍认识了14岁的李恭桃，也就是黄柳霜的妈妈。
李恭桃出生在旧金山，是福利雪茄烟厂老板李凌和妻子唯一的孩子。
虽是商人家庭，但面临白人公司的竞争压力和到达高潮的排华运动，雪茄厂运转得也很不顺利。
本来现金流就不稳，还经常被社会抵制、骚扰，他们一家对白人的态度和黄善兴一样，都是敬而远之。
李恭桃会说英语，可惜和同时代的在美华人一样，她并不敢进入欧裔美国人的社交圈。
在李凌眼中，即使自己和女婿年龄相当也没什么，因为华人里老夫少妻的组合非常正常。
于是1901年，刚从老家回到美国的黄善兴和14岁的李恭桃在旧金山结婚。
当时他们还住在开在唐人街的黄氏洗衣铺里。
那时的唐人街狭小、破败、拥挤，住在这里的华人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买房、做生意获取安全感。
和李恭桃的大女儿黄露露（黄柳莺）出生后，重男轻女的黄善兴很不高兴，他一连几天都没回家。
不久后，他又带着妻女举家搬到位于洛杉矶唐人街外围的花街351号，开了善记洗衣铺，希望在这个种族混合的街区谋得更大的发展。
1905年，黄家迎来了第二个女儿黄柳霜，她出生后不久母女三人就得了麻疹，这让本就求子失败落寞不已的黄善兴又添了一份烦恼。
（左为黄露露，李恭桃怀中的婴儿为黄柳霜）黄柳霜两岁时，全家搬回唐人街，几年后又搬到唐人街边缘街区菲格罗阿北大道241号，在这里住了24年。
菲格罗阿北大道虽在唐人街边缘，但居民以墨西哥人和东欧人为主，黄家是这里唯一的华人家庭。
此时，李氏的存在在黄家已公开，在传统中式家庭里成长的黄柳霜，看到的是父亲远在台山的妻子李氏频繁寄来的信件和提出的种种要求，感受到的是家庭对传统中国的绝对忠诚，但同时，走出家门的她身处洛杉矶，接触的又是多元文化，她就这样生活在一个割裂的环境中。
割裂的现实黄家的生意是开洗衣房，在美国，这个行当大部分都是华人在做。
收入不错，但干起来很不容易。
一方面，洗衣工在当时很不受尊重，社会地位很低。
另一方面，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张纯如曾经讲过，洗衣工一刻不得闲，要洗衣服还要熨衣服（要漂白、拆卸衣领、袖子、胸衬），拿着八磅重的熨斗在湿滑的地面上跑来跑去，平均每天工作20小时，要耐心、细心，还得有技术，非常消耗体力，大部分洗衣工都有静脉曲张。
黄善兴除了雇用工人，还让自己的孩子都在洗衣店工作（他后来在美国总共生了八个孩子），他手下的洗衣工在洛杉矶的占比能达到三分之一，这让他在当地华人圈子颇有地位，同时也助长了他强势的大家长作风。
洗衣房带来的经济收益不仅能让黄善兴夫妇和两个女儿在洛杉矶过得不错，还能让他把远在老家长安村的李氏和黄斗南照顾得妥妥帖帖。
已经不用为生计发愁的黄善兴非常想再要个儿子，李恭桃为了让他开心，就把小女儿黄柳霜打扮成小男孩的样子，直到两年后生下长子黄经材。
（黄柳霜）1913年，李恭桃的父亲李凌携家眷回到云南定居，李恭桃和父母就此断了联系。
黄柳霜作为家里的次女，一直和姐姐照顾着父母陆陆续续生下来的六个弟弟妹妹，同时在家里的洗衣店辛勤工作。
虽然工作辛苦，手上还有熨烫衣服时不慎留下的疤，但黄柳霜确实因为洗衣店的工作变得更会社交了。
她送衣服时经常和白人交往，还要负责结账，相比学校的华人女孩，她更多接触白人，对财务也更敏感。
但黄柳霜还是有些自卑的。
一次她去英国邻居家玩时对一架竖式钢琴产生兴趣，她爬上长椅想摸一摸琴键，结果重心不稳笨拙地摔倒在地。
这件事对黄柳霜的影响非常大，她终生没有学过任何乐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一刻时仍然觉得“非常丢脸，抬不起头，永远忘不掉”。
这次摔倒对她来说是一次打击，也让她真正认识到自己感到羞愧的根本是由于一种“差异”——她是中国家庭而非白人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为了融入社会，她把头发弄卷，在外形上更美式。
但是到了学校之后，黄柳霜“试图掩盖的东西却让她更引人注目”，她被同学认为是全校“最中国”的女孩，还因此被选为“中国代表”。
这也为她带来了不堪回首的校园暴力。
学校里经常有西方孩子欺负她，他们拽她的头发，在马路上推她，在操场上把她和姐姐围在圈里戏弄她们。
黄柳霜回去向父亲哭诉，而父亲的态度是：社会险恶，早发现早好。
（黄柳霜）向父亲求助无果，针对黄柳霜的校园暴力愈演愈烈。
坐在黄柳霜后面的一个男孩在她身上扎大头针，就为了验证中国小孩是不是也有痛感。
为了不被针扎，黄柳霜第二天穿了一件外套，结果男孩拿了一根更长的大头针。
黄柳霜于是继续增加外套数量，从一件增加到六件，老师坚决要求她脱掉所有外套。
据说，黄柳霜因反复穿脱衣物着凉，得了肺炎，几乎丧命。
黄善兴这才将女儿转到一个全是华人的教会学校，在这里黄柳霜度过了非常舒适快乐的学生生活。
她中学时又转了几次学，也接触了不同阶层的美国社会，丰富的经历和见闻让黄柳霜在情感和思维上都比同龄人更成熟，也为她日后从影埋下伏笔。
黄柳霜与艺术结缘是在9岁那年。
她拿送衣服时收到的一笔大额小费去买电影票，一下就被电影吸引，之后就经常逃课去看电影。
恰逢电影业重心转到洛杉矶，不少电影公司在唐人街取景拍戏，黄柳霜常常在片场流连，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电影明星。
也确实有演员在片场注意到她，还给她起了C.C.C.的外号，意思是好奇的中国娃娃。
10岁时她因为外貌出色被邀请去做皮衣模特，12岁时她又利用业余时间在百货公司兼职做模特，对电影的热爱也越来越强烈，平时她会自己待在房子里反复重演经典电影里的片段。
（黄柳霜）1919年，14岁的黄柳霜等来了她的第一个机会。
美国电影市场拍摄了一部反映异族恋爱的电影《红灯笼》，电影讲述发生在北京的事情，所以需要很多华人演员。
黄柳霜通过牧师詹姆斯·王的介绍在这部电影里担任了群演，第一次接触大荧幕的她并不觉得紧张，反而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她更加确信自己为电影而生，“摄影机舍我其谁”。
毫无疑问黄柳霜对电影是痴迷的，她的外形条件、演技、运气也都足够好，但是她的父母都非常反对她做演员。
（黄柳霜）对黄善兴来说，他成年时，接触到的就是一个白人与黑人不能通婚，华人更是被完全排斥的社会。
对他来说，仅是和白人接触这一点就是充满危险的。
另一方面，黄善兴觉得当时中国题材的电影少，黄柳霜不太可能拿到什么角色。
确实，当时的华人在戏里大多为恶人丑角。
华人女子基本都是舞女、娼妓之类的负面悲剧角色。
（黄柳霜）当时的好莱坞被认为是黄赌毒的大本营，作为新型职业，无论是已经成名的影星，还是从四面八方追梦而来的懵懂少年，在社会大众眼中都是不务正业、没有未来的危险分子。
更何况黄善兴一直抱持着“好男不从军，好女不从艺”的传统观念，“摄影机”这种高科技产品在他们眼中是会把人的灵魂掳走的。
对他们来说，赶紧把这个逐渐显露叛逆的女儿嫁掉才是头等大事。
黄柳霜挣扎于自身对电影的热爱和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中，一个出生在传统中国家庭的女孩，企图在一个最先进的行业里安放刚刚觉醒的自我，这种无人可说、无人能懂的憋闷让敏感善良的她陷入焦虑。
十年电影路《红灯笼》之后，热爱电影的黄柳霜不顾父母的反对，又在很多电影里跑过龙套。
两年后，她接到了电影《小丁》里一个稍微有点戏份的角色。
这部电影在欧美大获成功，黄柳霜的表演天赋得到了观众的赞誉，当她拿着支票回家时，她的职业终于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又过了一年，16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早川雪洲的《长子》。
这部电影在欧洲很受欢迎，她的角色不大，但演技让观众印象深刻。
这部电影让黄柳霜下定决心给自己十年时间去圆电影梦，趁年轻输得起，看自己能走到哪一步。
在这十年里，黄柳霜拼出了很多历史性的成绩。
1922年她在电影《海逝》中首次担任主角，在这部改编自《蝴蝶夫人》的作品里，她凭借极具天赋的精湛演技一炮而红，成为了可以要求特写镜头，每周片酬高达150美元的影星，顺利跻身璀璨的好莱坞殿堂。
（黄柳霜在电影《海逝》中）社交圈打开后，黄柳霜和合作过的导演，名声不佳的马歇尔·尼兰卷到了一起。
两人的恋情以尼兰的放弃告终，但黄柳霜一直和他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多年后男方落难她还出手相救，此后再找的恋人也都和他极为相似。
事业的成就虽让父母不再明着反对黄柳霜从影，但也并没有完全改变她在家里的地位。
远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黄斗南看到了黄柳霜的电影，当即写信寄去美国，要求他们把黄柳霜“带出电影圈”。
黄善兴的内心其实也不满意女儿的生活状态，他始终坚持要给黄柳霜安排一门亲事，让她安心在家相夫教子，远离好莱坞的是是非非。
黄柳霜知道，父亲安排的结婚对象一定是唐人街的华人男子，那么结婚后必定要遵循传统，不可能再出来“抛头露面”拍电影。
她既希望对方像父亲黄善兴一样有担当，又害怕对方像他一样大男子主义。
好在当时美国社会中的不少精英女子开始选择单身，黄柳霜寻爱无门，索性拒绝一切婚姻计划。
黄柳霜之所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选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的经济能力。
不过，当时她虽然有钱，也买了房，但只作为投资途径，自己仍和父母一起住，这是非常中式的生活方式。
八卦杂志抓住这一点，写她“大龄”未婚，在情感上西式，却在生活上中式，批评她身份矛盾。
八卦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大众对她与众不同的私生活评头论足，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她事业的发展。
（1925年黄柳霜在芝加哥）作为好莱坞首屈一指的华人影星，黄柳霜拍过硬照，上过杂志，也收获了比常人更高的薪水。
但这些都只是相较于在美华人而言，如果和真正的好莱坞白人影星相比，黄柳霜无论是收入还是分到的角色，仍然处于尾部。
华人身份令她只能演千篇一律的妓女、鸦片贩子等华人角色。
而且不能拍吻戏，如果有感情戏结局就必须死。
尽管在极为局限的范围内最大化地展现了自己的演技，她仍然只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东方女演员，没有出演大制作的机会。
虽有特写镜头，但不少摄影师仍会在拍摄时习惯性挡住她的脸，弱化她的存在感，她的华人形象注定她不可能成为主流电影里的主角。
（1928年黄柳霜的电影剧照）在好莱坞束手束脚，自觉没有自由的黄柳霜决定出走欧洲。
1928年，黄柳霜带着姐姐黄露露一起先去了德国，又先后去了法国、英国。
在欧洲的这几年她过得很快乐，因为这里容得下有色人种，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八卦记者。
欧洲电影人对她喜爱有加，称赞她有天赋，有少数艺术家才具备的独立的头脑，和许多电影明星都不同。
（1928年黄柳霜（右）和黄露露在柏林）黄柳霜确实聪明。
她利用自己在美国闯出的名气在欧洲拍电影，这些电影虽然宣传量没有好莱坞电影那么大，但是可以赚声誉。
欧洲的宽松气氛给了她更多时间学习演技，她还学会了德语和法语。
黄柳霜把欧洲称为第二故乡，在这里她拍摄了多部成功的影片，拥有了更多影迷和朋友，学会了可以震慑好莱坞暴发户们的英国上流社会口音，成为了真正的国际明星。
（1928年黄柳霜在欧洲）再回美国时，离开三年的黄柳霜拿到了派拉蒙的长期合同，开始在百老汇登台演出，同时往返欧洲和美国拍摄电影。
相比很多迷失在灯红酒绿里的明星，闪光灯反而让黄柳霜变得理性又温情。
她知道名气短暂且易碎，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观众是无情的裁判”，但是看着那些边在餐馆打工边试着镜做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即使明白他们前途坎坷，她还是鼓励他们有一天终会出名。
（1931年回到美国的黄柳霜）欧洲的自由氛围让回到美国的黄柳霜更自信从容，她不愿再受人摆布，言行也更加自我。
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在日拥有众多粉丝的黄柳霜不顾反对发表了题为《中国东北》的文章，谴责日本的暴行，控诉其违反《国际联盟条约》：世界从未像今天一样需要一场精神复苏，来缓解压断神经的节奏和使人室息的大机器所带来的疲倦。
因此，我们正见证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在生活的哲学中，这终将给予人类新的关怀和福祉。
就像纤弱的荷花总是在淤泥上绽放一样，尽管有日本铁蹄的蹂躏，有着完美纯洁道德与高雅精神的中华文化定将在血腥与暴力之上绽放。
1936年，黄柳霜想参演由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但米高梅把这个黄皮肤的角色给了露易丝·雷娜。
黄柳霜一气之下干脆停工去中国旅游，顺便探望在李恭桃车祸去世后选择回故乡养老的黄善兴。
远方的家对黄柳霜来说，回中国是她“一生的梦想”，尤其是父亲和兄弟姐妹接连在中国定居后。
在此之前，黄柳霜觉得“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但某种意义上又是家”；在此之后，和家人团聚又成了她回中国的迫切理由。
黄柳霜一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早在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访问欧美时，黄柳霜就和他有过几面之缘，两人相谈甚欢，黄还宣布有机会要去北平和梅听戏，组建剧团的全球巡演。
（1935年，梅兰芳（右）和黄柳霜（中）在伦敦）回中国之前，黄柳霜专门阅读了林语堂的名作《吾国与吾民》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林语堂在书中探讨的中庸之道是她在好莱坞打拼多年心态的真实写照，他对中国人性格的解读也让黄柳霜对多年的困境豁然开朗，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
（1934年黄柳霜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旗袍拍照）1936年2月9日，黄柳霜乘坐胡佛总统号到达上海港。
黄柳霜的姐姐黄露露、顾维钧大使夫妇和梅兰芳都在现场迎接。
荣归故里的黄柳霜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作为一位颇具争议的公众人物，她受到上流社会的欢迎，也引发了媒体和大众的质疑。
老友顾维钧大使夫妇为她举行欢迎晚宴，又带她参加挪威驻沪总领事的宴会；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持晚宴盛情招待她；南京的国家电影委员会也邀请她前去访问；还有当时著名的《良友》画报约她进行独家专访。
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有人脉，有资源，有流量，有咖位，是当时国内风头无两的顶流巨星。
（《良友》封面为黄柳霜）备受礼遇之余，部分媒体大众对她的态度并不友好。
他们认为在好莱坞饰演负面角色的黄柳霜抹黑了华人形象，媒体叫她“侮辱中国的小丑”，要求她离开中国。
当时黄柳霜想回老家长安村看看，结果遇上当地的失业大潮，村民联名发电报要求黄柳霜不得回村，否则就把他们一家都赶走。
黄柳霜最终只能偷偷去姐姐黄露露家住了两天，但还是被村民发现，他们愤怒地上门辱骂，父亲也要求她离开。
（黄柳霜一家在中国的合影）之后黄柳霜又去了苏州和杭州等地，中途也去了中国香港和菲律宾。
得益于她出色的表达能力和社交技巧，黄柳霜得到了梅兰芳和胡蝶的公开示好。
在随后和媒体打交道时，即使对方故意挑衅，黄柳霜还是耐心地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渐渐得到了媒体的好感，公众形象较之前提升不少，曾经对她攻击性极强的记者也被折服，主动来问她要签名照。
一年的中国之行加深了黄柳霜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她更了解中国，也对中国更有信心了。
离开中国时，她决心致力于“支持中国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减缓其贫困问题，改善祖国的形象”，继续支持中国。
回到美国后，黄柳霜的中国行也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
她抓住机会接受《洛杉矶先驱快报》的采访，分享在中国的经历，说自己“度过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年，首次探访了我的祖国”，称赞“中国电影的潜力无可估量”。
同时开始游说电影制片商拍摄一些在主题和角色方面都对中国有利的影片。
中日战争爆发后，黄善兴带着其他儿女回到美国，只有和第一个妻子李氏所生的儿子黄斗南不愿离开。
黄柳霜在此时“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绪，对日本侵略者痛恨不已”，甚至因为自己在美国的住所对着一座日式花园而选择搬家。
(1937年的黄柳霜)这段时间黄柳霜收到了很多匿名威胁，有要杀她父亲的，有要给她泼硫酸的，等等。
媒体的解读是她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过于高调，而且反日爱中太过明显，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
风口浪尖上的黄柳霜却在此时迎来了事业的发展。
在韦切斯特剧院这个纽约精英人士汇聚的地方，她首次作为主角参演了戏剧《图兰朵》，她的演技受到了极大的认可，成为了上流社会“社交派对中受人尊敬的座上宾”。
派拉蒙公司趁势给她开了新片《上海儿女》，并按照她的要求对中国做了正面的描述，让黄柳霜第一次拍电影拍得如此开心：跟我以前所有饰演过的任何角色相比，我更喜欢这部电影中的角色…...这部电影对中国人好一些——我们有令人同情的角色了。
（黄柳霜在《上海儿女》中）可惜的是，当时《木兰从军》的女主角，香港演员陈云裳正在上海受着热烈追捧，她在宣传时说自己“和黄柳霜不是一路人，不会在冒犯中国的种族主义影片中饰演任何角色”，这一席话又让远在好莱坞的黄柳霜陷入争议。
黄柳霜的《上海儿女》成绩不错，曾经错过的电影《大地》的原著作者赛珍珠又机缘巧合和她合作了《爱国者》电台版，算是弥补了当年的遗憾。
资源比之前好了不少，但华人身份终究难以让黄柳霜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华，1938年之后她渐渐淡出影坛。
（1938年的黄柳霜）黄柳霜善于理财，靠着早期的积累，此时经济条件不错。
她在洛杉矶最好的街区之一圣维森特大街购置房产，沿袭台山传统在新家门前开辟了一个小池塘。
在这里，她招待过林语堂夫妇，也留下过最著名的束发照片——未婚的黄柳霜束起已婚女子的发髻，被认为是“把自己嫁给了中国”。
她也如自己结束中国行时所说的那样，一直在支持中国。
抗战时期，黄柳霜在美国为中国筹款，捐献紧缺的药品，拍卖自己多年来在巴黎、纽约等地收藏的礼服和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所得款项存入中国银行基金，专门用于帮助中国的战争难民。
（用影像记录中国的黄柳霜）1939年4月，黄柳霜签约去澳大利亚做巡回演出，目的是进行公开游说并举办募捐活动援助中国。
在演出中，她用流行曲目和中国戏剧相结合的方式，在表演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
巡演导演和黄柳霜政见不同，多次公开批评她过气、美貌尽失。
黄柳霜不卑不亢，迎着他的侮辱继续谴责日本侵略者，在每次演出结束后还是感谢导演和工作人员，鞠躬下台。
（1940年黄柳霜和弟弟）之后黄柳霜出演的也大多是客观描写中国的作品。
1942年，百老汇的戏剧，讲述中国人民抵抗轴心国的《重庆英烈》邀请黄柳霜出演。
黄柳霜觉得机会很好，欣然前往，演完之后就开始佛系工作，鲜少社交，享受生活。
（1946年的黄柳霜）1952年，电影《冲撞》又找到黄柳霜饰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黄柳霜很喜欢这个角色，也诠释得很有说服力。
这个角色又给她的事业带来一波小高潮，她和杜蒙电视网趁势合作了系列节目“柳霜女士的画廊”。
节目录制完之后，黄柳霜开始了更年期，因为身体不适、心情不佳，她经常用酒精麻痹自己。
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出现了腹内出血、中风、门脉性肝硬化。
此后她精心调理身体，健康状况时好时坏。
1956年，作家毛姆的《情书》要改编成电影，其中“情妇”一角给到了黄柳霜。
作为毛姆的忠实粉丝，这部电影让黄柳霜多年的梦得以圆满。
此后，她的身体和心理状况都改善了不少，生活也过得丰富而充实。
1961年2月3日下午，黄柳霜在家中小憩时突发心脏病，医生赶来时已无力回天。
她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享年56岁。
和很多同时代的演员相比，黄柳霜晚年经济尚可，有兄弟姐妹陪伴，可以零零散散拍一些电影，已经非常幸运。
虽然她作为华人演员，终身没有逃脱好莱坞对她的限制，但作为好莱坞乃至世界影坛的亚裔影星第一人，是她勇敢坚忍地为华人明星占下了这个位置。
倘若没有她在星光大道上史无前例地留名，无论是陈冲还是刘玉玲，或许都还要再奋斗很久。
（左为黄柳霜在星光大道留名，右为刘玉玲）黄柳霜终身未婚未育，她多次对记者说过自己想要嫁一位华裔学者，因为“中华民族素来尊崇博学之士”，最适合自己的人就是有学识、眼界的华人。
可惜天公不作美，来美留学的华人男性对她偏见很大，加上阶级和语言差异的问题，她最终没有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另一半。
黄柳霜靠一句中国的古话驱赶内心的焦躁——心静如水。
这个出生在美国，却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正中国人”的女性，无论在家里、职场、故乡，都被视为异类。
她身处如此逼仄的环境，却仍能勇于探索自我，活得如此坚毅自由。
在被遗忘和误解了那么多年后，感谢这枚25美分硬币，还好她再次被想起。
我是黄柳霜，来自老香港，如今星耀好莱坞，我心甚欢畅。
梦游巴格达，我貌似东方；对人很友善，我给他们送欢笑；祝福中国，我无能为力，让自己更美，他们邀我乘船赶赴太平洋；中华丝绸和稻米，你肯定会喜欢，请想象我像它们一样美。
我是黄柳霜，来自老香港，我将永远爱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