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从这一天起，日本开始了对我国进行长达14年的军事侵略。那么，日本关东军怎敢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当时的实力如何，有没有击败日本关东军的可能？丢失沈阳退守锦州后，张学良究竟有没有翻盘的机会？李涵说历史，今天为您讲述：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最后的翻盘机会。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希望造成东北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染指东北。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很快控制住了局面，并在1928年12月29日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北洋军阀在中国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身负杀父血仇的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引起日本关东军的强烈不满，开始考虑对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坐镇沈阳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因此北大营的8000名守军竟被只有300人的日军击溃。同时，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第29联队进攻沈阳，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沈阳、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 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共约20万人。但大都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在东北腹地以及与朝鲜接壤的地区只有约2.3万人。而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正规部队有1.5万余人，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非正规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基本都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对比双方的兵力和部署可知，中国方面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就处在很不利的状态。 由于张学良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最终赢得这场战争，因此被委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高位，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不但是东北，就连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军政大权都是张学良一手掌管，所以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身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并不在东北。
事实上，即便在9月20日，沈阳及四平、营口等城镇相继沦陷后，张学良依然还有翻盘的机会。他迅速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从北平迁到锦州，直接指挥在锦州和辽河一线的约20万东北军主力。此时，黑龙江省的正规军1.5万和非正规部队1.8万，正在马占山的领导下坚持抗击日军；吉林省的正规军也有约3.5万人在李杜、丁超等人的领导下抵抗日军的侵略。就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同时和日本人、张学良联络，观察形势发展，以便决定自己的最终选择。因此虽然日本关东军1931年底占领了一些城镇，但远远谈不上完全控制东北。
另外从武器装备上，东北军也占有优势。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所以，只要张学良有决心，并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而日本内部此时也是矛盾重重。日本陆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参谋本部就不同意在东北大举出手，所以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返回原来驻地。日本政界更是不少人把关东军这种擅自行动的“下克上”行为认为是“叛逆”。就是在关东军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只希望占领根据有关条约即将于1932年租借到期的旅顺和大连地区，也就是“关东州”，而不是吞并整个东北。 日本关东军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锦州的20万东北军不可能再像沈阳北大营那样打不还手了，而且关东军的行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和命令。一旦开打，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失败，就会立刻激化内部矛盾，那就真的难以收拾了。所以关东军从当年10月到1932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对锦州也只派飞机轰炸，没有真正派部队展开进攻。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出关东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是相当棘手的。 要是这时，张学良能率东北军主力组织反击，再加上马占山、李杜等部在侧后的呼应，取得一两场战斗的胜利完全是在情理之中，这些胜利完全可能导致关东军面对无法收拾残局的情况，从而实现大翻盘的可能。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张学良居然会在1932年1月2日完全放弃锦州，率部撤回关内！1月3日，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本国内军内所有的反对声也随之一风吹散，因为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历来人们关注的都是九一八事变中沈阳的不抵抗，但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史学界一直有争议。哪怕张学良在多年后承认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仍有人认为幕后操纵者是蒋介石。那么，让我们还原一下历史原貌，从中寻找答案。
“九一八”爆发前一天，也就是9月17日，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这之前，张学良因患伤寒症住进了医院，17日的时候，他虽然已经病愈，但仍在医院里休养，并且已经开始处理一些公务。 这一天，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出现在9月17日《北平晨报》的第一版，“张于凤至主办江淮水灾协赈会征求彩品启事”。而为了赈灾，张学良还搞了一场募捐义演，邀请梅兰芳。时间定在9月18日晚。 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过几天就是中秋节。北平前门的中和戏院里，梅兰芳演着他的看家剧目《宇宙锋》，剧场包厢里端坐着一个显赫人物，他便是东北军司令张学良。 沈阳驻军北大营发生事变的电话送到张学良手里时，梅兰芳唱到“金殿装疯”一段，“气得我咬牙关火上眉尖，我手中有兵刃决一死战。”多年以后，张学良在美国对访问他的学者赵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细节清晰。 9月19日，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唯东北既无抵抗力量，亦无开战理由，已经由沈，绝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据史料记载，实际上就在事变的前几天，张学良对日军的异动已有既定方针：7月6日，他在电令中这样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那么，不抵抗传闻的另一主角蒋介石，此刻在做什么呢？
9月18日，蒋介石起得很早，他和宋美龄去了中山陵，然后参加了国府会议。当晚九点半，蒋介石登上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 9月19日晚，蒋介石得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这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 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 《蒋介石日记解读》作者杨天石在书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沈阳的战事。在以后的抗战中，蒋介石还时不时在日记中警惕自己：“中国若要自取灭亡，俯首而上断头台则已，否则除抗战拼命以外，再无第二道路矣。”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
如果说九一八是突发事件，判断和应对出现失误还有点缘由，但是丢失锦州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当时的东北军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在中国的各路地方军队中都是一流水准，但没有什么反攻沈阳的主动行动。 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战备物资和指挥机关一应俱全。锦州以北是狭长的锦西走廊，两侧都是山地，日军来攻，大部队难以展开。锦州以南则是山海关，可以作为防守锦州的坚固后盾。但南京政府却想以锦州中立换国联支持。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 为了增强张学良固守锦州的信心，蒋介石和宋子文还提议可以派空军和中央嫡系部队、税警部队等前来增援，并都归张学良统一指挥，甚至还提出可以给予东北军军费援助。 但是，国民政府的前后反复，不可能对张学良的判断毫无影响。即使派遣援兵，也非朝夕可至。至于军费，从军阀混战期间蒋介石的表现来看，完全可能是口头支票。因此，一切有利条件都没能坚定张学良的信心，最后他还是选择弃城而退，甚至连象征性地打一下都没有。 后来张学良曾经谈及放弃锦州的原因，一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二是怕自己的部队在作战中的损失得不到补充——之前的中东路冲突不就是这样吗？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可是最重要的了。 随着张学良在锦州的不战而退，东北局势也就雨打风吹花落去，再也无法挽回了。日军随即转兵向北，马占山的部队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实际上军事策应的可能，终于被日军击溃。东北各地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也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士气迅速瓦解，更不提有效指挥和协调，很快也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5倍，3000多万人民都落入了日军手中。同时，恐日动摇的情绪也在东北军内部弥漫，以至于在此后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中，东北军各部毫无斗志，争先逃跑。在锦州不战而撤给予东北军自身巨大的心理打击，最直接的恶果就等于是自废武功。 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轻松得手，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中国也进入疯狂状态，并在六年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也将自己拖入了对华作战的大泥潭。
东北的沦陷，土地、人民和资源的损失，就暂且不说了，在军事上最直接的就是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也落入日军之手，有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00万发、迫击炮约600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全部成为日军战利品。此后，沈阳兵工厂更是成为日军最重要的军火基地，八年抗战中日军侵华部队70%的武器弹药都是由沈阳兵工厂生产的！1944年遭到美军大规模空袭前，沈阳兵工厂每月可生产步枪6000支、轻机枪80挺、重机枪50挺、75毫米野炮约20门、75毫米步兵炮约8门、75毫米高射炮约8门、37毫米平射炮约40门、81毫米迫击炮约20门……这些每月生产的步兵武器及其弹药就可以装备日军2个步兵旅团（相当于中国军队的1个师）和1个炮兵联队。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4年，仅步枪一项就生产了约90万支，相当于日军90个师团的装备数量！ 这场事变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在迅速提高，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