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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现在怎么样?赵作海为什么被骗?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www.tl6.net

这两天,朋友圈在刷屏四川省富县人陈满的最新消息:这个冤案受害者疑似被“维卡币”骗走百万元。“维卡币”是一个类似传销的骗局,再披上网络交易和虚拟货币等外衣后,坐了24年牢的陈满很难有辨别力。

在“投资”过程中,并不是没人劝陈满。即使发现线上“资产”无法取现之后,陈满仍不承认自己已上当。我不太同意去指责跟拍全程的摄影师,陈满一旦被花言巧语的上线瞒住,别说摄影师,就是他的家人也拦不住他。

陈满的遭遇,让我想起了赵作海。在2010年出狱后,赵作海先后加入传销和投资担保骗局,还搞过某保健品的“直销”。不到5年,他获得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已所剩无几。最后,还是商丘市中院接河南高院指示,给他提供了一套旧房,和一份抄电表的工作,为他的生计兜底。

从赵作海到陈满,冤案受害者又沦为骗局受害者,在我看来并不偶然。古语道“悖入悖出”,无论赵作海的60多万元国家赔偿,还是陈满的275万元,都并非来自正常的财富积累——赵作海称之为“挨打钱”。这两笔“挨打钱”远超赵陈所在圈层的平均财富,也没有专业人士和机构帮助其打理,守财之难,并不亚于幼儿园小朋友拎着等额的现金招摇过市。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年牢狱生涯,让他们与现实严重脱节。赵作海至今跟人聊天,仍直不起腰。在采访中,他也更习惯于讯问式的对答。监狱内高强度无死角的监控管理,等级森严又单调的人际交流,无疑会严重损害重刑犯们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监狱都开始重视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的难题,但一个月至三个月的出狱培训,并不足以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脱下他们的囚服。

我曾到河南省第三监狱采访,该监狱主要关押重刑犯。管教告诉我,有不少中老年服刑人员在刑满后,对社会有严重的畏难恐惧情绪,甚至还有老年服刑人员出狱后不久还联系监狱,想“再进来”,“像孩子似的”。

因此,多年服刑人员重新回到社会上,会比普通人员好骗得多。赵作海和陈满又持有大额的国家赔偿,支付能力很可观,被各种骗局辗转寻上门来,自是必然。另一著名冤狱受害者佘祥林告诉过我,他出狱之后,也有不少人试图找他“一起做生意”,都被他回绝。很快,他便离群索居,以逃离他不愿意见到的各色人等。

在出狱者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按理说应该获得亲友们的帮助。然而很可悲,大额的国家赔偿会成为他们获助的障碍。陈满“投资”维卡币的经过显示,他并没有让家人代管或监督国家赔偿金的使用。陈满大哥陈亿则表示,那275万元都由陈满保管,家人经常提醒他防骗,他则一直让家人“放心”。

 

 

赵作海的遭遇更有典型性。在获得60多万元赔偿金之后,赵作海几乎与所有亲戚都断亲。“他们都找我借钱,不借就得罪他们。”赵作海认为,找他借钱的人,没人打算还。这让他很快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本家叔叔盖房子办酒,他送了一只鸡,对方马上给鸡称了斤两,以声讨赵作海的抠门。

或许,赵作海多虑了?还真没有。即使赵作海的大儿子,在知道他的银行账户密码后,没有打一声招呼,就取走14万元。事后,赵作海发现钱不对数,还一度打算报案。他去银行查账那天,我恰好跟随采访。那天下午他的脸色,是我见过他最差的一次。

同是冤案受害者,佘祥林选择定居宜昌,远离老家京山县,就少了很多是非。刚出狱时,他是在女儿的帮扶下重新认识了社会。而他的女儿既比较聪明,还非常努力。

再看张氏叔侄,在入狱前的十几年前,开大货车月收入高时,可超过两万元,眼界和谋生经验自然不是赵作海和陈满可比。张氏家族在当地家大业大,不会有人觊觎他俩那点“挨打钱”。叔侄中的叔叔张高平曾骄傲地说,他不会去做保安打零工,那会给家族丢脸。

所以,看似大家都是冤狱平反者出狱,起点平等,其实不然。张氏叔侄一人买一辆宝马,可能更有利于他们接续旧有的社交圈层。陈满非要跟着学,就有点不着调了。陈满的律师王万琼告诉我,陈满出狱后非常节俭,有公交的线路绝对不打出租车,吃的方面也是能省则省,却一度很想买一辆奔驰。大家好说歹说,他才换了一辆20多万元的凯美瑞。

赵作海也延续了早年习得的极度俭省。入狱前,他干过最挣钱的营生是磨豆腐,使的全是人力畜力,很是吃苦。入狱后,他吸的烟,洗衣服用的肥皂,乃至上厕所的手纸,都狱友们接济的。出狱后,他还是一直吃最粗粝的饭食,只要可以省点钱。

陈满和赵作海的俭省,源自极度匮乏的底层生活经验,说是恐惧使然也可以。这种恐惧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贪婪。从媒体对陈满涉维卡币案的报道来看,他是真的相信“投资一百万,一年可赚九百万”的神话。再看赵作海,无论是在宁夏参与所谓“西部大开发”的传销,还是在商丘入资投资担保公司,被承诺的回报率,都远超正常投资的十倍以上。

陈满“投资”维卡币被洗脑的视频,网上有,不时蹦出“互联网”和“暴富”等字眼。赵作海的数起“投资”中,我亲身体验了某保健品的直销会。那是2015年12月10日下午,商丘火车站附近,在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开间内,挤了20多个“学生”,讲课的中年男子连声质问,“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参与上层社会的财富分配?”

他自称年薪二百多万太低了,“让我感到羞耻”。大课完毕,他一对一交流。知道我是记者,他也不避讳,眉头一扬,问我:

“你看起来也30多岁了,现在还在到处跑采访,收入能高吗?别人凭什么看不起你,不就是因为你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吗?”

我竟无言以对。现在想来,他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这已经不是一个靠勤劳就可以致富,或者至少获得尊重的年代了。不暴富,不参与社会财富弱肉强食的再分配,在社会折叠中努力进阶,已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正如赵作海妻子李素兰所说,做直销保健品,相当于“免费雇几十个人给你打工”。连这个农妇都知道,要想财务自由,成为人上人,必须役使剥削别人。

赵作海和陈满被这样的思潮所裹挟,我们又何尝不是?区别就在于,他们的出身、遭遇和所处的阶层,早把他们禁锢在谋生最艰难、理财最凶险的大茧内。他们一下子来了不少“挨打钱”,他们是公众人物经常见记者,很可能让他们高估误判,更易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就像陈满经常告诉律师王万琼的,“我们是最弱势的弱势群体”。在数年对赵作海的跟踪报道中,我也曾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冤狱归来者的帮扶和指导,不能一赔了之。在陈满这次被骗案爆发后,现实所展现的,比新闻报道更加残酷:最容易被剥夺者,也最容易被哄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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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赵作海,现在怎么样,为什么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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