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狼”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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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讲了个“兔人杀手”，今天继续讲“动物案”，这一次，凶手被称之为狼。
大家可以放心的是，与“兔人”案凶手未被抓获相比，本案中的三匹狼都落网了，并执行了死刑——1959年6月18日晚，香港富商黄锡彬之子黄应求和朋友开车去吃夜宵，之后各自道别，黄应求自此失踪。
当天晚上，家人以为黄应求一直和朋友在外玩耍，对其未归之事没有在意，直到次日白天联系不上他，找到他朋友，才察觉到可能出事了，于是报案。
警方介入后，展开了初期调查，却没有丝毫线索。
6月21日，黄锡彬收到一个包裹，里面除了装着黄应求的车钥匙、笔记本等个人物品外，还有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和一封勒索信。
信中，绑匪指明那耳朵是黄应求的，因为他“不听话，给了他一点教训”，同时要求黄家支付50万港币的赎金，否则就撕票，最后署名为“野狼”。
黄锡彬是一位石油商人，创办的新英公司是美孚石湖香港总代理，非常有钱。
50万虽然不是笔小数目，但对黄锡彬来说，伤不了筋骨。
不过，黄锡彬这个人性格比较刚硬，最恨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这种行为，因此，虽然儿子在别人手里，他却不愿意支付赎金，还大张旗鼓地把警察请到家里来商讨对策，生怕绑匪不知道他已经报警似的。
果然，他这一行为激怒了绑匪，至此再无黄应求的消息。
为征集线索，警方曾悬赏5000元港币通缉绑匪，黄应求妻子也出了5万元港币悬赏，但因案发是深夜，根本没有目击证人，仍旧毫无头绪。
除了黄家人外，市民慢慢淡忘了这事，直到一年半后的1961年2月10日，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再度引起关注。
当日早上8点多，黄锡彬在上班途中被3名戴野狼面具的男子持械绑架，同样寄勒索信索要50万港元。
有了上次黄应求的教训，加之刚硬的黄锡彬没在，这次黄家很是配合，乖乖支付了50万港币，绑匪倒也信守承诺，拿到赎金后，便将黄锡彬释放了。
绑匪非常谨慎，前后联系、回信、交易用了近半个月时间才完成。
黄锡彬被囚禁了十多天，回到家时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被绑后，他眼睛被蒙上了黑布，之后多数时间都被困在一间小黑屋里，仅有的几次与绑匪接触，他们也戴着野狼的面具，从未曾露面。
所以，他根本无法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只是提到，绑匪自称是野狼，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他们处死了。
相关信息发布后，热心的吃瓜群众就给该案取了个“野狼案”的名字。
而该案之所以最终破获，是由另一起无关的案件引发的。
当地有个小混混叫“蛇仔明”，时年21岁，他也曾参与绑架，不过不是主犯，只负责外围跑腿，送个信、打个杂什么的。
绑架案后，他分了一笔钱，过了段舒坦日子。
蛇仔明有个同乡叫邓天福，也是个混混，他见一直一穷二白的蛇仔明突然变得光鲜富裕，便怀疑他与当时发生的金行抢劫案有关，于是向他勒索。
蛇仔明做贼心虚，误以为他知道了绑架案的事，只能屈服，给了他些好处。
邓天福尝到了甜头，哪会轻易放弃这棵摇钱树，一次又一次向蛇仔明敲诈，蛇仔明忍无可忍，向自己的老大报告了这一事。
绑架案的三名主犯一听有人知道内情，心想这还了得，遂在1961年3月18日将邓天福灭口。
这个蛇仔明呢，是个赌棍，后来输光了钱，天天被债主追讨，差点被砍死。
他想着横竖是死，就大起胆子找大哥要钱。
他的理由是，自己当时出了不少的力，但分的钱最少，之后还被邓天福勒索过一部分，希望大哥们能救济一些。
蛇仔明的行为犯了江湖上的大忌，大哥们自然容不得他，对其展开追杀。
蛇仔明在决定找大哥要钱时，就防着这一手，顺利逃脱。
但他也知道，这下自己是没办法在道上混了，迟早被乱刀砍死。
既是这样，还不如寻求警方保护，关键时刻，留命要紧。
于是，蛇仔明主动投案，转做污点证人，将绑架案的三名“野狼”主犯全盘托出，并带领警方在浅水湾一处山坡挖出了黄应求与邓天福的遗体。
至此，当年绑架案的“三狼”的真实身份才被警方知晓，分别是31岁的李渭、31岁的倪秉坚和35岁的马广灿。
警方迅速出击，将其全部逮捕归案。
调查得知，这三人当中，李渭是关键人物。
黄锡彬是李渭姑父的哥哥，双方算是远方亲戚。
因为这层关系，李渭1955年开始在黄家的新英公司工作，由于文化不高，月薪只有25元港币，他干了两年后嫌工资低而离开，之后去了一家娱乐场所打杂，月薪有100多元，但那里开张一个月就关闭了，李渭也因此失业。
因在黄家工作时工资太低，他认为黄家太抠门，对远房亲戚都不讲情面，心里有气。
加之在那里工作过，对黄家的底细很清楚，知道黄家有钱，于是，手头拮据的他打起了黄家的主意，并决定向黄家大公子下手。
考虑到绑架需要交通工具，而李渭自己不会开车，就找到朋友马广灿商量。
出生于1926年的马广灿从19岁开始就跟着叔父在片场谋生，后来当了一名化妆师，因技术高超，还给很多明星化过妆。
正因如此，马广灿见惯了明星的奢华生活，对自己的收入很不满意，受到李渭的邀约后，认为这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立马同意了。
但马广灿也不会开车，就又推荐了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倪秉坚。
倪秉坚曾经是出租车司机，后来转行做教车师傅，而且他自己有一辆车，非常合适作案。
更关键的是，马广灿了解倪秉坚，知道他也有一颗不安现状的心。
果然，听闻了李渭的想法和计划后，倪秉坚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三人一拍即合，共同策划了这起历史性案件。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黄锡彬竟然会如此狠心，宁愿拿儿子的生命冒险也不交赎金。
而在关押期间，黄应求听出了李渭的声音，绑匪们只得杀人灭口。
一年后，他们故伎重施，顺利绑走了黄锡彬。
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们把自己伪装得很好，完全没有在黄锡彬面前露出破绽，顺利拿到了赎金。
1962年2月19日，三狼案开审，年过半百的黄锡彬在庭上老泪纵横，特别是当辩方律师要求他辨认黄应求的头骨时，他坚决拒绝，因为他实在承受不住如此大的刺激，最后他被获准无须确认此证物。
1962年3月14日，法院裁定三名被告谋杀黄应求的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于同年11月28日执行，差不多是香港废除死刑前最后一批被执行死刑的罪犯。
蛇仔明则因举报有功，被轻判15年有期徒刑。
大家可以放心的是，与“兔人”案凶手未被抓获相比，本案中的三匹狼都落网了，并执行了死刑——1959年6月18日晚，香港富商黄锡彬之子黄应求和朋友开车去吃夜宵，之后各自道别，黄应求自此失踪。
当天晚上，家人以为黄应求一直和朋友在外玩耍，对其未归之事没有在意，直到次日白天联系不上他，找到他朋友，才察觉到可能出事了，于是报案。
警方介入后，展开了初期调查，却没有丝毫线索。
6月21日，黄锡彬收到一个包裹，里面除了装着黄应求的车钥匙、笔记本等个人物品外，还有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和一封勒索信。
信中，绑匪指明那耳朵是黄应求的，因为他“不听话，给了他一点教训”，同时要求黄家支付50万港币的赎金，否则就撕票，最后署名为“野狼”。
黄锡彬是一位石油商人，创办的新英公司是美孚石湖香港总代理，非常有钱。
50万虽然不是笔小数目，但对黄锡彬来说，伤不了筋骨。
不过，黄锡彬这个人性格比较刚硬，最恨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这种行为，因此，虽然儿子在别人手里，他却不愿意支付赎金，还大张旗鼓地把警察请到家里来商讨对策，生怕绑匪不知道他已经报警似的。
果然，他这一行为激怒了绑匪，至此再无黄应求的消息。
为征集线索，警方曾悬赏5000元港币通缉绑匪，黄应求妻子也出了5万元港币悬赏，但因案发是深夜，根本没有目击证人，仍旧毫无头绪。
除了黄家人外，市民慢慢淡忘了这事，直到一年半后的1961年2月10日，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再度引起关注。
当日早上8点多，黄锡彬在上班途中被3名戴野狼面具的男子持械绑架，同样寄勒索信索要50万港元。
有了上次黄应求的教训，加之刚硬的黄锡彬没在，这次黄家很是配合，乖乖支付了50万港币，绑匪倒也信守承诺，拿到赎金后，便将黄锡彬释放了。
绑匪非常谨慎，前后联系、回信、交易用了近半个月时间才完成。
黄锡彬被囚禁了十多天，回到家时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被绑后，他眼睛被蒙上了黑布，之后多数时间都被困在一间小黑屋里，仅有的几次与绑匪接触，他们也戴着野狼的面具，从未曾露面。
所以，他根本无法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只是提到，绑匪自称是野狼，说他的儿子已经被他们处死了。
相关信息发布后，热心的吃瓜群众就给该案取了个“野狼案”的名字。
而该案之所以最终破获，是由另一起无关的案件引发的。
当地有个小混混叫“蛇仔明”，时年21岁，他也曾参与绑架，不过不是主犯，只负责外围跑腿，送个信、打个杂什么的。
绑架案后，他分了一笔钱，过了段舒坦日子。
蛇仔明有个同乡叫邓天福，也是个混混，他见一直一穷二白的蛇仔明突然变得光鲜富裕，便怀疑他与当时发生的金行抢劫案有关，于是向他勒索。
蛇仔明做贼心虚，误以为他知道了绑架案的事，只能屈服，给了他些好处。
邓天福尝到了甜头，哪会轻易放弃这棵摇钱树，一次又一次向蛇仔明敲诈，蛇仔明忍无可忍，向自己的老大报告了这一事。
绑架案的三名主犯一听有人知道内情，心想这还了得，遂在1961年3月18日将邓天福灭口。
这个蛇仔明呢，是个赌棍，后来输光了钱，天天被债主追讨，差点被砍死。
他想着横竖是死，就大起胆子找大哥要钱。
他的理由是，自己当时出了不少的力，但分的钱最少，之后还被邓天福勒索过一部分，希望大哥们能救济一些。
蛇仔明的行为犯了江湖上的大忌，大哥们自然容不得他，对其展开追杀。
蛇仔明在决定找大哥要钱时，就防着这一手，顺利逃脱。
但他也知道，这下自己是没办法在道上混了，迟早被乱刀砍死。
既是这样，还不如寻求警方保护，关键时刻，留命要紧。
于是，蛇仔明主动投案，转做污点证人，将绑架案的三名“野狼”主犯全盘托出，并带领警方在浅水湾一处山坡挖出了黄应求与邓天福的遗体。
至此，当年绑架案的“三狼”的真实身份才被警方知晓，分别是31岁的李渭、31岁的倪秉坚和35岁的马广灿。
警方迅速出击，将其全部逮捕归案。
调查得知，这三人当中，李渭是关键人物。
黄锡彬是李渭姑父的哥哥，双方算是远方亲戚。
因为这层关系，李渭1955年开始在黄家的新英公司工作，由于文化不高，月薪只有25元港币，他干了两年后嫌工资低而离开，之后去了一家娱乐场所打杂，月薪有100多元，但那里开张一个月就关闭了，李渭也因此失业。
因在黄家工作时工资太低，他认为黄家太抠门，对远房亲戚都不讲情面，心里有气。
加之在那里工作过，对黄家的底细很清楚，知道黄家有钱，于是，手头拮据的他打起了黄家的主意，并决定向黄家大公子下手。
考虑到绑架需要交通工具，而李渭自己不会开车，就找到朋友马广灿商量。
出生于1926年的马广灿从19岁开始就跟着叔父在片场谋生，后来当了一名化妆师，因技术高超，还给很多明星化过妆。
正因如此，马广灿见惯了明星的奢华生活，对自己的收入很不满意，受到李渭的邀约后，认为这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立马同意了。
但马广灿也不会开车，就又推荐了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倪秉坚。
倪秉坚曾经是出租车司机，后来转行做教车师傅，而且他自己有一辆车，非常合适作案。
更关键的是，马广灿了解倪秉坚，知道他也有一颗不安现状的心。
果然，听闻了李渭的想法和计划后，倪秉坚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三人一拍即合，共同策划了这起历史性案件。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黄锡彬竟然会如此狠心，宁愿拿儿子的生命冒险也不交赎金。
而在关押期间，黄应求听出了李渭的声音，绑匪们只得杀人灭口。
一年后，他们故伎重施，顺利绑走了黄锡彬。
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们把自己伪装得很好，完全没有在黄锡彬面前露出破绽，顺利拿到了赎金。
1962年2月19日，三狼案开审，年过半百的黄锡彬在庭上老泪纵横，特别是当辩方律师要求他辨认黄应求的头骨时，他坚决拒绝，因为他实在承受不住如此大的刺激，最后他被获准无须确认此证物。
1962年3月14日，法院裁定三名被告谋杀黄应求的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于同年11月28日执行，差不多是香港废除死刑前最后一批被执行死刑的罪犯。
蛇仔明则因举报有功，被轻判15年有期徒刑。